摘要: 处理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构成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基本主题之一,早年费孝通借鉴西学之人类学的功能方法,践行学术“救中国”之路;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以来,费孝通基本还是秉持源自西学传统的社区研究方法,实现“志在富民”的学术旨趣。将西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种工具取向,其内在的精神层面则往往被忽视,如学术的“求真”意志。如此,西学在中国背景下蜕化为“学以致用”的功用器具。在从事社会学的早期阶段,传统“中学”之内容又常被费孝通所轻视,他急于走出一条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从实求知”路径。晚年费孝通对社会学学科之问题,做了纲领性的反思。他从“心”的研究入手,意在突破社会学的实证传统,并在坚守社会学学科规训的基础上做古今中西融合、开放社会科学的努力,或可为突破社会学困境提供一条路径。

　　关键词:费孝通/中西学关系/学科界限/心/心态

　　作者简介:刘亚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北京 100872。

　　标题注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重点课题“民国以来中国学的思想传统”

　　本文主要关注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治学理念及变化,以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既有传统。对于一贯秉持“从实求知”治学理念和以“志在富民”为治学目标的费孝通而言,晚年却提出了“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倡议及纲领,其意义何在?费孝通的治学是以“救中国”为起点的,后来发展为“志在富民”的目标,其一心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做社会学研究,但却借用了西学的方法,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功能方法。如此,在他的理论中一直纠结着西学(西方)与中学(东方)的关系问题。本文试图将费孝通对西学和中学关系的处理作为起点,讨论中国社会学之内在困境的根源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学之界限扩展对于学科发展的启示。

　　一 费孝通的中西学问题及其线索

　　(一)西学作为一种工具

　　在费孝通的时代,社会学家们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费孝通以此作为救中国的“利器”。其中,该如何借鉴西学理念,即该如何处理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费孝通治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自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即已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早期阶段,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地中国化”。①

　　在民国时期,社会学界对于西学的理论及方法的引介是不遗余力的。从当时的主要刊物《社会学界》和《社会学刊》等中可以看到,当时学者们不仅关注到后来被广为关注的涂尔干、韦伯等人,而且对于曼海姆、甚至涂尔干的学生路易·迪蒙的学说也有所涉及。对于英美德法的社会学发展状况都有所引介。

　　以后来影响较大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②之费孝通的研究为例,他是从社会学的中国化起步的。在费孝通的研究中,中国化特点非常突出,如他强调进入实地去获取知识,并以对中国复杂文化作出区分作为研究目标。③但他同时也深受国外学术传统的影响,如俄国学者史禄国、英国学者马林诺斯基、美国学者派克,对这三位学者的讨论贯穿了费孝通的学术始终。在费孝通早年,他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史研究有一种“过分的反感”,这说明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代社会学人急于走出一条与传统读书人不同的、摆脱书本限制、向实践求得真知的路径。而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西学恰提供了这样的研究方法和看问题的视角。

　　以上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反映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本土化思路,也反映了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人的中国观。吴文藻早年在清华学习西学时,同时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尤其提到梁启超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留美归来后依然存在,如他在燕京大学开课时就保留了当年梁启超给他开过的课“先秦政治思想史”,不过,即便如此,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吴文藻依然没有将中学作为主流。

　　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工作,在当时尚缺乏强化中国思想的内在主张。对于吴文藻而言,其所谓中国化的内容,没有固执本土,而是从国际化开始,然后进入中国本土。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作为一门“学”,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及思路自然来自西方,如果将其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工具,是存在很多可取之处的。不过,将这门“学”仅仅作为工具显然是不恰当的,其是有着强大的思想传统的。首先其包含了西学思想传统,而在其运用于中国时,必然又涉及中国思想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全球化时代,二者杂糅更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整体上,可以看出,吴文藻选取的社会学思考方式,对于中国社会学建设的第一阶段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尽管也带有局限,不过,依然不失为一家之言,并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在民国时期,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已经有了较大的成就,如做《江村经济》的费孝通28岁时就获得马林诺斯基的赞誉:《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的一个里程碑。④

　　民国时期,吴文藻和费孝通发展出来的中国社会学传统可以归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之第一阶段(或可称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而第二阶段,笔者以为,在费孝通思想传统中,是从1990年代开始不断深入思考、到2003年明确的。即费孝通提出“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这一议题,强调社会学的思想意涵,而且多着眼于中国思想传统,并提出社会学传统实证研究方法在面对中国社会尤为重要的现象——如“心”时,表现出无能。中国社会学的新传统,或可从中生根和发芽。这一新传统,在于费孝通重新梳理了西学与中学的关系。尤其是关于“心”的讨论,他表现的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尽管依然坚守着社会学的基本立场。

　　在新时期的中学和西学关系上,费孝通提到:“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⑤这暗示着找回中国社会学传统,还应从中西文化差异角度入手,这是中国社会学对世界思想之可能贡献的重要来源。

　　(二)西学作为一种内在精神

　　1990年,费孝通将爱德蒙特·利奇(Edmund Leech)的学术提问转换为实践的问题,⑥并提出,这样的回答可能不会令利奇满意。这说明费孝通在转换问题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利奇提出的两个问题被费孝通概括为:一是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二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⑦费孝通从文化传统角度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天然有种儒家的家国情怀,有社会担当,这也是费孝通早年弃医从文的主要理由。费孝通指出他为学的根本态度: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⑧

　　问题被转换了,就不再是利奇意义上的纯粹学术问题了。利奇意在强调,有距离的观察对于“求真”的重要作用。在利奇那里,学术更多呈现为“公器”,在费孝通这里,学术转化为“志在富民”的利器。由《江村经济》的立场和方法出发,到1990年代,费孝通一直认为这是学术“救中国”的一条路径,这也是他的思考方式及其开创和遵守的学术传统。而这条路径如何与纯粹的学术相区分,费孝通甚至不想做这样的区分,而认为二者是可以合一的。如同孔子周游列国,追求学以致用,而“少在看不到、摸不着的玄理上去费脑筋”。

　　费孝通的志向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即他处的时势奠基和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目标:从“救中国”到“志在富民”。即便如此,也需追问如下问题:利奇的学术精神是否为我们所缺少的?费孝通在回忆利奇时,强调了利奇个人性格的一致性:“当我们同窗的时候,在我们讨论班上,他是个雄辩出众的青年。他那种爽直、明快、尖锐的词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次在捧读这一本可能是他最后的著作时,我立刻感到他那可爱的性格至老未衰。”笔者以为,这种品格不应被归为文化差异,而是一种普遍的学术精神,是一种求真的意志。

　　费孝通对利奇问题的回答主要是沿着文化根源之差别来解读的。在今天,还应从学术精神角度解读费孝通和利奇二者的分歧,寻找从中国特殊化路径进入全球普遍化路径的方法,思考中国学术传统能给普遍的世界学术遗产带来什么?在反思此问题时,有必要强调有一种学术品格是超越文化的、是普遍的。正如利奇的“爽直、明快、尖锐、至老未衰”的可爱性格,我们应该允许一种制度以培养这种求真的意志。

　　回顾费孝通的学术历程,从1990年他对利奇提问的阐述方式,到2003年他发表“扩展传统社会学界限”观点,表明其思想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2003年,他提出社会学应具有双重性格——科学性与人文性。⑨而所谓的人文性成为他当时重点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