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开创了文化研究跨学科性的基本研究范式,其核心在于:从社会生活之“活的文化”出发,研究文学文本,尤其是要研究通俗文化的文本如何影响和塑造人们(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而不是研究那些由专家、学者们确定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文本。按照这一宗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在其起源上就决定了它与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学的亲缘关系,而且在实质上构成了文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径,即有别于正统和经典文学研究的路径。这条路径带有鲜明的阶级、政治、性别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关键词:霍加特/《识字的用途》/文化研究/跨学科性/文学研究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3年度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项目编号:skqy201320]的阶段性成果。

　　1957年,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1918年-2014年)出版了其文化研究的奠基作《识字的用途》。1964年,他在伯明翰大学发起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并担任该中心主任至1968年。从此,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西方学术界和大学体制内渐次展开。文化研究从诞生伊始,就打上了跨学科的印记。在这种印记的背后,至少有几条重要的脉络与文化研究有着密切关系:第一,文学批评(特别是利维斯主义的影响);第二,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对工人阶级问题的关注(与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等“新左派”学者有关)和社会学研究;第三,20世纪早期欧美通俗文化地发展演变。

　　霍加特作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奖学金男孩”(scholarship boy),通过自身的奋斗,最终跻身于大学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他对文化研究的理解,首先基于他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切身体验。以此为基础,他试图将文学批评、社会学分析和各种通俗文化样式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缝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不符合现代大学学术体制规范与学科体制的文化研究方法。正如他在谈及自己的《识字的用途》于1950年代晚期在学术体制内产生的反响时所说:“我所认识的英语系[……]内部的很多人,一直都对该书保持着缄默,就像一只从隔壁简易住宅里跑来的下贱的猫,把一个成天发臭的东西带进了屋里”(Hoggart,Sort of Clowning 143)。

　　霍加特开创了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凸显了文化研究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阶级问题、性别问题、价值问题的强烈关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跨学科性和现实关怀,聚焦于当代社会生活中“活的文化”及其个案研究,与后来的文化研究关注文本研究的理路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重温《识字的用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霍加特开创“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原初宗旨。

　　一、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越界

　　众所周知,19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文化研究,与一批出身于中下层阶级、依靠个人奋斗并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有关系。其中,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被公认为这个领域开创性的奠基作。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定位的话,那么,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文化研究在起源上与文学研究的亲缘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研究在价值取向上的分野。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霍加特与威廉斯一样,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有着共同的个人经历和知识背景。尤其是,他们在成为大学教师之前,曾经长期担任工人成人教育的教师,在工人成人夜校里授课。这种共同经历使得他们在身份认同、个人趣味和感受、对于新学科的构想等方面,表现出诸多一致性。在进入大学教育体制之后,他们经常显得不适应大学正统的学科体制和规范,常常越出既定的学科边界,把学术研究同个人经历和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开创出一些“不合常规”的研究领域,如霍加特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奖学金男孩”的“焦虑和无根状态”(“the anxious and uprooted”)的研究,威廉斯对于自己生长于威尔士与英格兰交界地区的“边界乡村”(“border country”)的研究,日后都成了英国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个案。

　　后来,霍加特在与英国媒介研究学者约翰·科纳(John Corner)的访谈中做过如下的清晰陈述:

　　那时我在东北部赫尔大学的校外课程中任教,地点远在赫尔本身以北100英里;我在“工人教育协会”和扩展课程班任教大约有五六年时间。任何对待这项工作严肃认真的人——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那时都在研究利维斯、《细察》群体、丹尼斯·汤普森和利维斯夫人的著作——都对通俗文化具有特殊兴趣。还不止这一点,还有大众文化。我们都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如果我们讲授文学的话,由于我们的学生来到这里,他们通常学习的几乎都是利维斯主义意义上的“经典”文学,而他们却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生活在报纸、杂志、收音机(当时没有电视)和通俗歌曲的世界里。在很多校外教师当中,对理解这一点有着附带的兴趣。我们从整个《细察》和利维斯小组那里,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Corner 271)

　　这段陈述为我们透露出了这样一些关于文化研究缘起的重要信息:文化研究的缘起与霍加特早期在成人夜校从事文学教学活动有着直接关系。在那时,他(包括威廉斯等人)深受F.R.利维斯、其夫人Q.D.利维斯、其同事丹尼斯·汤普森等人以及他们创办的刊物《细察》(Scrutiny)的文学观的影响,并在工人夜校中践行这种文学观,注重通过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细读,来达到改造人性、使人变得高雅的目的。然而,霍加特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利维斯主张的“少数人”或精英主义的文学观,并不适合工人成人夜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与审美趣味,他们生活在由各种通俗文化形式构成的“另一个世界”里,即大众文化的世界。很明显,利维斯这位在1930年代具有极大影响的“经典”文学倡导者的观点,与大多数劳动阶层民众的审美价值取向,出现了难以调和的背离。

　　中国学术界对F.R.利维斯的文学思想并不陌生,他的代表作《伟大的传统》(1948年)已被翻译为汉语并出版。在《伟大的传统》中,利维斯依次分析和论述了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以及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利维斯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明了选择这几位小说家作为研究对象的缘由:“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都是英国小说家里堪称大家之人”(1)。而“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相埒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利维斯3-4)。“如此这般强调为数不多的几个出类拔萃者,并不是要漠视传统;相反,理解传统之义正该由此入手”(利维斯4)。利维斯做出这样的判断,时值英国文学研究刚刚进入大学教育体制不久之后,此举意在为大学的文学教育制定评判的标准,以挽救正统文学在通俗文化冲击之下的衰颓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