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从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1958年9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郭沫若著述颇丰，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1 人物生平

　　早年

　　郭沫若在《德音录·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郭沫若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2]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庆“一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蒋旋即通缉郭沫若，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2]

　　流亡日本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2]

　　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

　　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颂扬，但并未请求蒋原谅从前的事情，不久拜见汪精卫。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

　　他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2]

　　内战时期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3]

　　2 个人成就

　　甲骨学

　　郭沫若是甲骨学四堂之一：鼎堂。

　　著作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等。[4]

　　诗歌

　　《天狗》《笔立山头展望》《诗的宣言》《凤凰涅槃》《血肉的长城》《炉中煤》《春莺曲》《莺之歌》《太阳礼赞》《天上的街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罪恶的金字塔》《夜步十里松原》《黄浦江口》《战声》《骆驼》《晨安》《静夜》《霁月》《郊原的青草》《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太阳问答》《咒麻雀》《钢，铁定的一〇七〇万吨！》《红透专深（调寄十六字令）》《四害余生四海逃》《流溪河水库观鱼》《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战声集》《新华颂》《骆驼集》《百花齐放》《沫若诗词选》《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

　　文学

　　《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屈原》《新华颂》《迎春曲》

　　历史剧本

　　《屈原》《南冠草》《武则天》《虎符》《卓文君》《聂嫈》《棠棣之花》《王昭君》《高渐离》《孔雀胆》《蔡文姬》

　　回忆录

　　《洪波曲》

　　评论集

　　《雄鸡集》

　　专著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

　　翻译书目

　　《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雪莱诗选》《石炭王》《艺术的真实》《浮士德》《政治经济学批判》《战争与和平》《沫若译诗集》

　　著作书目

　　《黄浦江口》《女神》《瓶》《前茅》《恢复》《水平线下》《我的幼年》《漂流三部曲》《山中杂记及其他》《黑猫与塔》《后悔》《黑猫与羔羊》《今津纪游》《桌子跳舞》《文艺论集续集》《创造十年》《豕谛》《沫若书信集》《北伐途次》《甘愿做炮灰》《战声》《创造十年续编》《羽书集》《屈原》《蒲剑集》《棠棣之花》《虎符》《屈原研究》《今昔集》《孔雀胆》《南冠草》《青铜时代》《先秦学说述林》《郭沫若全集》《十批判书》《波》《苏联纪行》《归去来》《南京印象》《少年时代》《革命春秋》《盲肠炎》《今昔浦剑》《历史人物》《沸羹集》《天地玄黄》《地下的笑声》《创作的道路》《抱箭集》《蜩螗集》《雨后集》《海涛》《奴隶制时代》《沫若文集》《雄鸡集》《洪波曲》《蔡文姬》《潮汐集》《骆驼集》《武则天》《李白与杜甫》

　　书法

　　在书法艺术方面，郭沫若同样成就显著，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8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5]

　　19世纪 20年代末，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5]

　　1937年他归国抗战，在民族危难之中，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笔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5]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为纪念建国15周年而创作的巨幅书法作品是郭沫若书法作品的代表作之一。[5]

　　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射出一种“文”的气息，宠万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种思绪，从笔端涓涓流出，生成与他诗、文、史种种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化境，以书法的外化形式展现给读者。[5]

　　3 社会评价

　　周恩来

　　“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9]

　　闻一多

　　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10]

　　杨天石（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

　　林甘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在对郭沫若的研究中，应该注意把他放在二十世纪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郭沫若既是文学家、史学家，又是革命家。对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他本人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成就和不足，而且也关系到中国二十世纪整个学术史、文化史中的诸多问题。时代的发展所营造的学术环境为客观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我们应当以平和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反思过去。[11]

　　温儒敏（北京大学教授）

　　当今的研究者和读者对郭沫若的评价形成两极，跟对郭氏人格的不同理解也大有关系。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反感他的立场多变。然而如果由《女神》等作品的创作反观郭沫若的人格，也许我们对这位诗人的浪漫气质会有更多的了解与宽容，我们就不一定再以政界的标准去衡量一位文人。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位天才，但也有凡庸的一面，这两方面交织成他的一生。[12]

　　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天研究郭沫若，应当有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研究人物终归离不开评价，而评价就要求实事求是。郭沫若是戎马书生，是文化战士，很有号召力。我们要客观地研究郭沫若，澄清一些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些年来，有的人将糟踏郭沫若看成一种时髦，这种倾向是不正确的。[13]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对郭沫若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14]

　　李晓虹（郭沫若纪念馆学者）

　　随着时代的发展，郭沫若的评价问题不断被提出，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和一些困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是应充分地展开讨论。但不能轻薄为文，不讲道理。不能用炒作、反炒作、反反炒作的态度。更不能随意编造事实，用一些不符合事实真相的东西作为立论的前提。无论在什么时代条件下，研究者都应当有一种科学的精神，严肃认真地对待研究对象。既不要简单地否定，也不要简单捍卫。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而应当认真对话。[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