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老师是我平生遇见的最有魅力的老师,正是他向我和我的同学们、我的学生们展示了藏学研究不可抵挡的魅力和令人鼓舞的前景,才把我们大家引进了藏学研究的殿堂。

　　王尧老师走了。

　　我知道,他自己想走已经有好几个月了。8月初,他因脊椎骨骨折住进了医院,从此生活无法自理,精神日见消沉。他曾好几次拉着我的手说:“小沈哪,今生再见了!人生不过如此,我该走了。”其实,他身上没有任何器质性的大毛病,他完全可以继续活下去的。我曾真诚地告诉他:“我们大家都还等着给你庆祝九十大寿,再给你出颂寿文集呢!”他笑笑说好,但看得出来他对这算起来已经为期不远的事情也没有很多热情了。我思量他这一生最想做事,最想对人有用,最讲究做人的体面和尊严,当他知道自己不但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情,而且连生命的尊严也难以维持时,他就想走了。

　　王老师人生的最后两个多月是在四季青敬老院中度过的,每次去看他,见他枯坐在小屋窗前,一副孤寂无助、垂垂老去的样子,我虽难抑伤感,却很能体会此时他心中的悲苦和无奈。世上大概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王尧老师于海内外西藏学界叱咤风云数十年,曾经是何等的潇洒和风光。31年前,我投师于他门下,后即随他去复旦和南京大学等学校讲学,见证过他明星般的风采。不管是论颜值、穿着,还是论谈吐、学问,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界,王老师绝对是一个异数,所到之处便打开一道别样的风景。对他当年意气风发、风度翩翩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可转瞬之间却已是风烛残年,此情此景怎能不令我黯然神伤?

　　王老师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西藏学家中的杰出代表。50年代初,他从南京大学被抽调转学到正在筹建中的中央民族学院,追随被称为“中国藏学之父”的于道泉先生学习西藏语文。显然,王老师等年轻人从各地调来中央民院学习藏语文不只是为了学术,而也是因为现实的需要,所以,他们的课堂是广阔的雪域,他们的老师是西藏的僧俗百姓。“文革”前的十余年间,王老师有许多的时间在西藏实地考察、学习,并参与与西藏政教事务相关的各种公家的活动,追随过包括贡嘎活佛在内的很多优秀的藏族学者,练就了十分出色的听说读写藏语文的能力,对西藏文化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是个真正懂得西藏的人,也与藏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以前常听藏族朋友们说:“听王尧老师说藏语,就像是听一位来自拉萨的老贵族在说话。”可见得他的藏语文水准有多高。他对西藏的无比热爱和他的出色的藏语能力,不但赢得了众多藏族朋友对他的尊敬和爱戴,而且也为他日后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记得是在2002年夏天,我特别邀请王老师和我的德国导师Sagaster先生一起来我正在代理藏学教席的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访问,老友相见,其乐融融。可让我颇为诧异的是,他俩的语言交流竟不如十余年前我初见他们在一起时那样流畅了,当时王老师年近75岁,用英文夹带德文说话远没有往日自如了。翌日,我带他去一位旅居德国的藏胞家做客,他又可用地道的拉萨话与主人对话交流,立马又显露出诙谐、幽默的本色,应对自如,谈笑风生,令主人惊叹、欣喜不已,真可谓他乡遇故知。平生见到过几位藏语说得顶呱呱的国外藏学家,可从来没见过说得像王老师那么好的,显然,藏语也是王老师的母语,他再老也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