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有一定出入。这就好像面对半杯水，信古的说杯子半满，疑古的说杯子半空，或者相反，由于两种思潮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疑古思潮在中国学界流行。然而自70年代起，重大出土文献陆续发现，疑古之风渐湮，遂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如何正确看待中国的传世文献与古代文明，如何在疑古与信古思潮中求得平衡。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美国知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家夏含夷先生，聆听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年代研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中国上古文化史、古文字学研究方面的专家，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

　　夏含夷：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不少西方年轻人对东方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禅宗感兴趣。那时的我也想一窥东方文化的神秘，就读了中国古籍——《庄子》的英译本，觉得这本书非常好，之后就考虑学习中文，以便读懂并真正领会原著的真谛。读《庄子》的原文是我那时的梦想。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国台湾地区学习中文，后来又经人介绍跟随爱新觉罗·毓鋆老师学习中国的古籍经典，包括“四书五经”、《老子》、《庄子》等。1978年我回国后进入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刚好那时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会创立，《古文字研究》也随即出版。受《古文字研究》和其他中国考古发现的影响，我决定研究《易经》的源头，之后我的研究方向也就确定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研究中国上古史，年代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您曾确认了西周时期的年代问题，您认为年代学对中国上古史研究有何意义？

　　夏含夷：历史学家历来都很重视年代问题，不明史事之先后，就无法理解历史的演变。但对中国上古史研究而言，知道史事的大致先后，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史学研究要求，因此不是每个学者都必须下几年功夫研究“武王克商”这样的年代学问题。例如，我们大致同意学者有必要弄清“武王克商”是发生在公元前1122年还是公元前1046年，因为这牵扯到西周是延续了351年还是275年。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武王克商”具体的年代究竟是公元前1046年还是公元前1045年并不重要。尽管如此，研究年代学的学者都知道年代框架里的年代都是连续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值得详细研究。这点亦是中国学界所认可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一种观点认为汉学研究已出现东方化的倾向，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夏含夷：无论是国学、汉学还是中国学，研究对象都是中国，研究资料和研究人员也多半在中国，研究范式也多是中国学者创造的。可以说，中国本土学者崛起，成果丰硕，然而外国学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问题有其独特的视野，也会为研究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