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放到全球范围内进行阶段划分，从炎黄至周孔所处时代为中华文明的奠基期，从秦皇汉武至共产党人所处时代为中华文明的成长期。奠基期第一阶段文明曙光初现，邦国并立；第二阶段文明中心产生和发展，时为夏商西周；第三阶段文明突破，时为春秋战国。成长期内，秦汉至清中叶为兴盛阶段，鸦片战争至中华民国为衰落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复兴阶段。在从未间断的历程中，中华民族经历过三次重大的历史选择，分别是早期的礼乐文明模式、秦汉开启的大一统国家形态以及近代以来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独具中国特色的道路上，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出一套中国方案。

　　关 键 词：全球视野 中华文明 历史选择 中国道路

　　作者简介：周国林(1953- )，男，湖北枝江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0&ZD093)。

　　大凡叙述和研究一个文明古国的漫长历史，一定会采用多种阶段划分方法以曲尽其演进过程。如考古学以劳动工具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历史学以时代顺序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或以社会性质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中国历史悠久，加之幅员辽阔，仅有这样的划分恐怕还不够。将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审视，作出全球视野下的阶段划分，就值得尝试一下。不久前，我们对中华文明史提出过“两个二千五百年”的看法[1]。窃以为在其基础上，可以把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历史以春秋、战国为界，分为前后各二千五百年两大阶段来做整体思考。考虑到轴心时代涵盖春秋战国时期，而且春秋开始的历史巨变到战国结束才出现最终结果，中华文明演进的第一个大的阶段的下限还是推移到秦统一天下为宜。据此，在两个大的阶段内再划分若干时段，以便在广阔的背景下观察中华文明演进的全貌。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划分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在公元前3世纪之前，当时各文明古国尚处于独自发展的状态之中，彼此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关联，即使有少许交往也不会对彼此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或者是反响不太及时。秦汉以后就不一样了，中华大地建立起多民族统一国家后，社会活动愈往后愈与周边地区以至全世界息息相关，相互之间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把秦统一天下之前作为中华文明演进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为奠基期；把其后的两千多年作为中华文明演进的第二个大的阶段，是为成长期。以下对奠基期与成长期的具体划分、各阶段的进程及其国际地位等问题略加叙述，并据以回望五千年历程中经过探索而形成的中国道路。

　　一、中华文明奠基期内的阶段性及有关问题

　　在先秦产生的各类典籍中，保存了大量远古时代的传说，其中不乏考古学意义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资料。由于各类资料来源的复杂性，难免错综糅杂，需要得到考古发掘的验证。通过考古学界近百年的努力，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情况终于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借助考古学界的成果，结合传世文献，试将中华文明的奠基期划分为邦国并立、文明中心产生与发展、文明突破三个阶段。

　　(一)邦国并立阶段的区域分布与道路选择

　　20世纪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华大地到处分布着文明起源时期的遗址，破除了以往传说中中华文明由黄河中下游向四周扩展的认识。一些考古学家据此提出自己关于文明起源的看法，如张光直提出了九大文化系统之说[2]，苏秉琦提出了“满天星斗”之说，其中以苏氏之说影响更广。苏秉琦认为，在距今6000年左右，中国考古学文化内部可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区，以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这些区系都已开始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的历程[3]284。

　　依据最近时期发布的考古信息，苏氏上述不少区系在距今约5000年之前，就已经相继进入阶级社会。如南方的良渚文化，核心遗址主要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境内、太湖南侧，在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云集了130多处遗址。2007年，莫干山发现距今4700-4300年的良渚古城。“从数据上看，良渚古城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是目前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4]。在古城内和附近，分布着高等级的王陵和祭坛，以及发展水平最高的遗址群，严文明、张忠培等考古学家誉之为“中华第一城”。还有学者认为，良渚古城证实，在4000多年前的太湖地区、杭州湾一侧，存在一个比较进步、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古城甚至古国，成为这一地区史前文明发展的典型代表，“目前考古发现的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以良渚文化中的发现最为充分”[5]。红山文化是北方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距今约6500-5000年。从1935年正式发掘以来，积累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加深了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认识。据研究，“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300-5000年，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部分，对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总之，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已经产生了不少组成形式尚较为简单的国家。借用一些考古学家的说法，是产生了一些“古国”。

　　从各地的考古资料中，还没有发现“古国”之间互相统摄的现象，各国之间多元并存。当然，这并不排除彼此之间的争夺，像陶寺文化是在战争中被毁灭的，就有可能是外部势力所造成[7]40。不过，即使古国之间有强弱之分，由于各自较强的封闭性，影响区域终究有限。我们把这种状况称作“邦国并立”，而不用“万国林立”之类的说法，是意在突出一个“并”字。并者，势均力敌之谓也。这一阶段，大约持续了上千年时间。

　　随着考古学成果的不断积累，考古学家苏秉琦、李伯谦等开始用考古资料复原中国史前史，实现古史传说与考古资料的有机结合。其中，李伯谦做得很彻底，他将有巢氏直到夏禹都与考古资料一一对应：有巢氏、伏羲氏、燧人氏分别对应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神农氏对应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炎帝、黄帝对应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000-4500年，社会形态到了部落联盟、古国阶段；颛顼、帝喾、尧、舜、禹对应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4500-4000年，社会形态到了王国初级阶段[8]38。这种努力，得到考古界其他学者的认同，认为“从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两方面入手，就有望将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作进一步的整合”[9]。由于考古学资料与传世文献的对接，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就是炎帝、黄帝以来的历史了。这对缅怀“赫赫始祖，吾华肇造”的炎黄子孙来说，自然多了一份亲切感。

　　在长时间的并立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些古国衰落甚至消亡，而有的则显得生气勃勃。李伯谦在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大墓随葬玉器加以观察后，得出了仰韶文化与另两种文化特点不同、类型不同、模式不同，其前途也不同的结论。简言之，“红山‘古国’采取的是无限扩大神权的模式，良渚‘古国’虽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但仍是以神权为主的模式。神权高于一切，应该是两者最终均走向消亡的根本原因”。“而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出王权的仰韶古国，则与前两者决然不同”。因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王权国家要高于、优于神权国家，为后继者所传承，“这应该是由仰韶古国创造的文明模式得以发展、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8]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