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王安石的大名。《宋史·王安石传》载：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安石少时好读书……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解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之志。”

　　学者习称其为“临川先生”，又因曾受封为“荆国公”，故又称其为“王荆公。”

　　1059年，他向宋神宗上万言书，力倡变法图强，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次年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他打着“法先王”的旗号，“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了变法。

　　他是以变法而名垂青史的，但他主持的变法却失败了。

　　本来，他实行的一系列新法，正是针对北宋“积贫积弱”所形成的“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的时弊的。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言：

　　“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志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严峻的财政和政治危机，导致宋的动态三角板块有破碎裂变的危险，变法不得不成为必然。同时，王安石变法也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

　　《宋史·食货志》又载：

　　“神宗欲伸中国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也。”

　　为何?明明是利国利民的新法，为何一施行，“民始罹其害也”?是新法本身“害民”吗?

　　且看被认为“害民”最烈的最遭反对的“青苗法”吧!

　　本来，“青苗法”完全是利民利国之法，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朝廷放贷钱谷给百姓，让其收获后加息偿还。它既能帮助百姓度过饥荒，又可为朝廷增加收入，还平抑了粮价，限制了不法商人从中高利盘剥，一举三得，对民何害之有?但实行的结果却是：“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使民负债日甚，而县官无所得”，司马光所说的都是事实，的确比高利贷还高利贷。为何会如此?原来祸根就出在专制官僚体制上!利国利民的新法一旦纳入这个旧体制上施行，就演变成了一项项“扰民”“坑民”的“政治任务”。多放贷就多得利，各级官员自然会积极“摊派”;多收会多得奖金，多拿回扣，他们自然会威逼硬抢，不择手段。还有放贷的缺斤少两，利率的浮动比例，无一不是“富起来”的机会。如此这般，就把一项利民的新法演变为害民之法了。朝廷的确变成了一个新的高利贷者。

　　再看市易法，专设“提举市役司”衙门，从事贸易，目的是限制非法商人的渔利，平抑物价。但结果是，官商衙门代替了非法商人。官员一旦变成官商，“官倒”就公行，对百姓的危害比奸商有过之而无不及。

　　权力商品化所产生的只能是腐败和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