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的纪念, 显然不只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追忆, 而且还必然是对我们今天如何来阅读它的一种更深刻的方法论思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国际学界已经凸显了对《资本论》的多重解读视域, 有哲学的、经济学的, 也有政治式的。这些解读所产生的理论成果或多或少地在影响着我们的思考方式, 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 它们其实是有各自独特的解读语境的。由此, 如何从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出发来建构中国的《资本论》研究的解读模式, 这绝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我注六经”式的相对主义言说, 而是我们这些学者依托中国经验来推进《资本论》研究历程中的一种理论责任。本文试图通过对国际学界有代表性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政治式阅读范式的剖析, 来深化对《资本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的思考, 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在当今国外左派学界, 对《资本论》的政治式阅读可能是最时髦的, 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奈格里、美国的哈利·克里弗等学者是其代表人物。所谓政治式阅读, 其核心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写作目的的政治性。他们认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目的, 绝非只是体现了马克思这个知识分子的勤勉为学, 而是为了建构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意识; (2) 研究对象的政治性。马克思所研究的商品形式和商品关系, 不可能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 而必然是内含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的政治权力关系; (3) 研究内容的政治性。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形式是内在于资本或货币关系中的, 因此, 价值要素只可能在剩余价值中保存和发展, 而剩余价值只可能在阶级斗争中得以保存和增殖。

　　这里以奈格里为例来进行具体说明, 他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对这部分思想作了较好的阐释。首先, 奈格里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简称《大纲》) 的革命主体性维度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 如果说《资本论》的正式文本表现出了更多的客体主义阐释特征的话, 那么, 《大纲》则明显不同:它阐述的是如何唤醒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主体的革命意识, 如何在现实运动中推进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对抗。对此, 他指出, “从《大纲》通向《资本论》的运动是一个愉快的进程, 相反从《资本论》通向《大纲》, 我们就不能这么说。《大纲》是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点。伴随这些笔记本而来的是理论-实践层面上的断裂, 我们从中能够发现革命运动以及它既不同于意识形态又不同于客体主义之处”[1]。需要指出的是, 奈格里在《大纲》解读中对革命主体性线索的引入并未显得十分生硬, 而是与资本的危机或灾难的线索“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特别强调:“危机和阶级斗争是如此深切地连接在一起, 以至于在对抗性的辩证法的范围内, 首先采取灾难的形式, 其次采取共产主义的形式。”[2]当然, 这种对抗性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之间的不同, 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次, 奈格里指出, 《大纲》中的主要概念都是政治性的。以最先出现的货币概念为例, 他反对这样一种看法, 即因为“价值章”片断只是在《大纲》的最后才出现, 所以货币概念的首先出现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在奈格里看来, 马克思首先研究货币问题, 其实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的真诚,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是一个货币关系的世界而非价值关系的世界, 而且还因为只有货币才能真正体现资本主义对抗性社会关系的内涵。“对‘坦率’的马克思而言, 达里蒙代表了有用的、低效的但可理解的进路。另外, 如果一个价值理论没有直接地从属于、密切地必然联系于一个货币理论以及其形式———在此形式下社会关系中的资本主义组织被表现为社会交换的日常过程, 它能意味着什么?……我开始意识到 (马克思) 这种进路的真诚。因为在这种处理材料的方式下, 有如此多的阶级仇恨。”[3]奈格里在这里是想阐明:马克思在《大纲》中已经清晰地意识到, 货币不仅是体现两个等价物之间关系的价值形式, 而且还是体现社会不平等内容的价值形式。此处表面上的吊诡之处其实只是反映了货币用均价的形式隐藏或掩盖了实际上在生产关系中发生的不平等或剥削关系。这种隐藏很难被人发现, 尤其是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意识形态之中的时候更是如此, 而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深刻地揭示了它。

　　奈格里指出, 马克思在《大纲》中所做的还不止这些。他在揭示了货币是以均价的形式对不平等关系之隐藏之后, 还阐明了这种形式本身是矛盾的和对立的。现实中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对这种货币形式之矛盾性的最好说明。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不可能把货币改革视为解决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的有效办法, 而必然从彻底解决社会关系不平等性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由于奈格里的阐述重点不是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历史性生成过程, 而是它的被隐藏性, 因此, 政治层面上的阶级斗争线索进入他此时的解读视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他说在马克思那里“价值理论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部分, 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社会剥削之社会角色的一部分”[4]时, 他的言说语境就是这种基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学分析语境了。

　　奈格里的这种解读很容易得到以下两方面的支持。一方面, 马克思写《大纲》的确是为了面对即将到来的1857年金融危机的, 因此, 说马克思专注于货币形式的隐藏功能及其内在矛盾性特征的研究, 从经验事实层面看是说得过去的。另一方面,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 货币的确通过调节功能起到了权力布展或统治的作用, 但它本身在形式上却以等价物的形式而出现。当然, 对新现象的关注和剖析是一回事, 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关注和剖析这种新现象又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