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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元性本质与多元化探索
2014年10月11日 10:12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2014年2期 作者:刘怀玉 章慕荣 字号

内容摘要:“单义”是指辩证法的唯一性诉求,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心中严格、绝对、唯一的辩证法,作为严格体系的辩证法与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不可分割。在此过程中,辩证法经历了从主客体辩证法到人学辩证法,到结构辩证法,再到空间辩证法的多重转向,既有绝对一元论实践形态的辩证法追求,也有多元理论形态的辩证法探索与建构,由此导致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东西方世界、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与分化式的繁荣发展。第二个构想是恩格斯继承并补充完善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构想,表现在马克思研究的是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思维的理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而恩格斯则研究了自然界的运动发展的辩证法,不过恩格斯并没有完成。

关键词:批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践;恩格斯;方法论;矛盾;列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卢卡奇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怀玉、章慕荣,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百年发展历程一波三折,历经“单义”、“多义”之变,在当代西方则呈现为“弱义”的态势。“单义”是指辩证法的唯一性诉求,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心中严格、绝对、唯一的辩证法,作为严格体系的辩证法与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不可分割。“多义”是指辩证法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转换中所表现出来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在西方,辩证法的多样化发展以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为代价,从而以各种微弱和坚守的方式存在于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研究以及社会抗议活动之中,使辩证法呈现出弱势的姿态。这既是辩证法在继强势一元性的辩证法体系与多元化的辩证法探索之后的潜伏与徘徊,也是辩证法在当代西方的现实策略。

  关 键 词:历史辩证法/恩格斯/列宁/《哲学笔记》/卢卡奇/社会批判理论/文化研究

 

  自列宁写了以《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为核心文本的“伯尔尼哲学笔记”,辩证法便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辩证法一直是革命政治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显学。然时过境迁,90年代以来唯物辩证法在理论上遭遇到极大挑战,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命运,不过这却未必是坏事。当空洞热闹的口号与争论销声匿迹之后,人们才可能深入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辩证法正是由此走向复兴。回顾和反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百年来起起落落、分分合合的曲折历史过程及其丰富内涵的变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唯一性的、严格性的辩证法之核心逻辑,这就是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实践活动来进行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双重性批判;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与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具有不同的形态与现实策略。在当代西方的现实语境中,辩证法以一种“弱义”的策略坚守在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研究以及社会抗议活动之中。

  一、历史辩证法:唯一的、“单义”的辩证法

  所谓“单义”的辩证法,就是指“大写字母的”辩证法。它源于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个著名说法:“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①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马克思设想过唯一的辩证法原型和体系,只不过没有完成,因此试图以各自的方式来填补马克思的承诺与设想,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单义”的辩证法,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从“偶然的”设想到“唯一的”体系

  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流露出如下打算:由于某种偶然原因,他重读了被搁置多年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深受启发,表示“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②此时,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过程中重新激活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力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辩证法话语,这才萌生了用纯粹的唯物主义改造辩证法逻辑的想法。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真去写作这“两三个印张”了;而且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推进,马克思本人也许发现信中的设想是无法兑现的承诺!马克思甚至不止一次地自我批评说,建构一种抽象体系很有坏处:采用格言式的叙述把全部观点压缩在一部著作中,这只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③,“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④,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构建唯一的辩证法标准体系只是马克思的思想火花与偶然设想。

  恩格斯真诚地相信并努力实现马克思的设想,全力以赴地探索与完成心目中马克思唯物主义版的“大写字母的”研究计划:“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⑤正是这个举动,引起了后来的许多争论。后来一些人认为,恩格斯既没能使马克思的设想真正落实,也未能把这个原貌含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部分阐释清楚。恩格斯自己也自谦地说过,《反杜林论》是不得已从事的“啃酸果”工作,而自然辩证法研究乃是自己理论“脱毛”的过程⑥。然而,那些没有深刻领悟恩格斯哲学崇高抱负及其思想苦衷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普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消极厌倦态度。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翼理论家们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哲学而只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可以与任何一种哲学相结合,直至提出回到康德,对黑格尔哲学百般责备,以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确的科学,从斯宾塞的进化论那里继承的东西,远比从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那里继承的东西多得多⑦。这些都导致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证法问题上的集体失语与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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