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政党自主性和适应性视角看，政党的“自我完善”不是对传统僵化的政治模式的复制，更不是对未来政治发展创新的否定，而是要着力于保持连续性与开放性的意识形态统一，维护基于使命与激励的组织体系整合，打造政党与以社会的相互建构均衡的制度生态。中国共产党增强“自我完善”能力，一要借鉴和吸纳现代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提升中国政治的现代性；二要开发中国政治制度中既有的资源，以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感，三要适时进行体制创新和转型，从有效政治出发，重视改革的成果制度积累。

　　关 键 词：自我完善；自主性与适应性；政党发展

　　作者简介：袁峰(1978—)，男，政治学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政党研究所教师，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05;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4)01－0040－05

　　“自我完善”是关系一个政党能否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前进规律的重大问题，也是执政党保持自身的生命力的关键。尤其对于以强大政党组织起来的后发国家而言，政党的“自我完善”能力不仅关系到政党的兴衰，还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因为作为支撑性主体力量的政党决定着政治体系转型的成败，肩负现代化重任政党的强大往往就意味着国家的强大。因此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整体布局中，党的建设不是一项孤立的行动，党的建设绝不是为党建而党建，执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是有机一体、相互促进的。[1](p103－104)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不仅包含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等方面内涵，更是以党的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调整政策与制度体系，适时调整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以“自我完善”的方式加强党的建设，创造性地重构治国方略，引入现代经济与生产要素，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与政治期待，保持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的协调统一，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将“自我完善”列为新时期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内容，是对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本文拟从“自我完善”的内涵与目标出发，阐述“自我完善”的主要原则，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增强党的“自我完善”能力的若干建议。

　　一、自主性与适应性：对于政党“自我完善”的重要分析视角

　　政党能否“自我完善”是决定政党能否克服政治衰败中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制度化水平和道德约束力的危机的关键要素之一。其中自主性与适应性是政党“自我完善”的两个重要变量。一方面，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所造成的各种压力中，如果政党不具备及时作出反应、建构起具有自我调适的弹性空间来适应环境变化的“自我完善”的能力，其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组织机制，就会与时代的发展相脱节，就会使影响力和领导力在思想和体制的僵化中萎缩，最终导致失去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政党如果仅仅是被动地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作出适应性变革，迷失了自我，缺乏自主性，就会沦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的工具，无法体现其对引领社会发展的政治地位，从而导致其社会号召力急剧下降。政党的“自我完善”必须是主要依靠自身的积极力量，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主动地解决自身各方面存在的不适应问题，实现自主性和适应性的统一。

　　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完善主要是嵌入在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框架内展开的。即在强调党的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的前提下，正视和消除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体制、机制与功能配置上的不合理性，从而不断完善和巩固国家基本政治架构和整个政治制度。党的建设的主要途径是把自身的创新力安放在改革开放这一承前启后的稳定有序的空间之中的行动与努力而实现了自身的“自我完善”，缔造了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从本质上看，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种以政党“自我完善”为核心的改革。[2](p46－47)因而，其行动范式主要不是“破与立”，更多地是“开发与开放”：开发各类资源，创造改革与发展的新结构、新动力、新机制；开放各种系统，创造各种力量成长及其交互作用所需要的新机遇、新平台与新空间。[3](p2)很显然，不论开发还是开放，其出发点都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主动探索与自觉完善。没有执政党“自我完善”的意识和能力，就不可能形成基于深度开发与开放所形成的改革开放新格局。

　　党的“自我完善”不是对传统僵化政治模式的复制，更不是对未来政治发展创新的否定。它应该既是对政党活动创新之意外后果的补救，又是对政党秉承的传统中轴价值的捍卫。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看，“自我完善”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对待任何外来的理论和模式，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要注意分析、研究借鉴其中有益的成分，但是绝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国情而盲目照搬照抄。另一方面所谓政党的“自我完善”不仅是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理论与制度，还在于使政党的探索机制内嵌于政党自我完善之中，不偏离或脱离政党中轴价值轨道。对于中国而言，政党“自我完善”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不背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不放弃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我们党所探索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正是这一点，使中国与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区别开来，也使“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得以确立。[4](p5)“自我完善”绝不是无根浮萍式的主观臆想，也不是盲目的自我陶醉，而是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明确的内容指向。纵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善于“自我完善”反映了我们党的成功的经验。我们党“自我完善”所体现出来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它们不同于简单的革命和建设口号的更新，也不同于学院式的对概念创造的留恋，而是着力于保持连续性与开放性的意识形态统一，维护基于使命与激励的组织体系整合，打造政党与以社会的相互建构均衡的制度生态。

　　二、“自我完善”的主要原则

　　政党的“自我完善”既是外在条件与内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自身发展成果的积累过程。因此政党在完善自身过程中就必须处理好两个方面问题的平衡关系。其一是保持借鉴对话与内生自创相结合；其二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辩证关系。忽略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会给政党的“自我完善”埋下危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其所依靠的社会基础。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自我完善”还必须处理好理论探索与群众宣传的关系，切实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文化主导权的重任。

　　1.必须保持“借鉴对话”与“内生自创”的统一。

　　保持借鉴对话与内生自创相结合，是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照搬照抄别国模式曾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损失，因此从实际国情出发，走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5](p25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完善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外在的，而是出现于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架内部。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一直贯穿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在坚持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人类制度文明的先进成果并加以改造，以此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局限于照搬国外制度类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独特的价值是“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引领中国走上了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道路”[6](p5)，使当代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背景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既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也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7](p98)但是“自我完善”也并不是意味着闭关锁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实际上也吸取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国外学术界有两种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成绩的解释：一是“混合体制”论，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将东亚新专制主义、欧洲社会民主、拉美社团主义等要素与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8](p92)；二是“选择性输入”，有选择地引入西方治理经验，同时坚守儒家价值和共产主义等基本要素，将其整合进现代国家制度，[9](p33)引发旧政治秩序的新变革，并在“内部创造一些张力，最终为新国家提供制度空间的一种手段”。[10](p40)这些观点虽然带有典型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认定西方制度文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也都承认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于世界文明的开放与吸纳。改革开放的历程说明，借鉴对话与内生自创的统一，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自我完善”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已经从当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了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借鉴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更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意识形态与作为话语体系的思想基础与制度有着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制度创新能够支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反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科学指南。[10](p21)

　　2.必须保持“开拓创新”与“历史继承”的统一。

　　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既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我们党自我完善的一项重要原则。我们党的“自我完善”不是只顾创新而不讲继承，甚至否定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江泽民同志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多次强调要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他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提高干部党员队伍素质》一文中强调：“我们的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我们治党治国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丢不得，丢了要吃大亏。我们搞改革，决不是说过去的一切都不行了，都要统统改掉，而只是要改掉那些实践证明已经成为弊端的东西，已经过时了不再适用的东西。”[11](p215－216)当前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辩证关系的重要任务是正确处理好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评价。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对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评价，不仅是党的历史的焦点，也是现实政治的风向标。对其中任何一项的动摇和忽视，都势必会给党的执政和国家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党从革命转向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的过渡，要求我们党从一开始就不犯任何错误，不经历失败和挫折，几乎是不可能的。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倾向和观点，不仅抽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也必然导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习近平同志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不仅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符合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要求，更是站在政治和现实的高度思考解决历史问题得出的科学论断。体现了我们党自我完善的重要原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具有的高超的政治洞察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

　　3.必须保持理论探索与群众宣传的统一。

　　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与制度的自我完善如果完全封闭在党的体制体系之内，即使探索成功也不能转化为党对社会的领导权地位。一种政治意识真正被民众接受需要的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如若缺乏民众对这种政治意识的“自觉”及认同感，采取任何教育方式都是苍白无力的。教育与自觉结合的方式，可以极大地巩固党领导地位。要保持党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除了马克思主义要不断理论创新，以开放的体系不断容纳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当务之急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有机地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领域，使之在社会心理层面具备“国民性”让人民大众自觉接受、认同。[12](p38－39)在这里值得重视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谋取文化霸权的过程中充分而巧妙地利用了新时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裹挟着“普世”或“全球”等口号推行本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将本国的地方性经验强硬地提拔为所谓普世经验，进而谋求全球的文化领导权。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宣传更多地借助于影视、歌曲、商品、快餐、广告、语言等隐性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的形式，借助于生活化、时尚化的中介，巧妙地将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意识形态内容有意向发展中国家推行，从而使得意识形态的宣传和传播具有较大的隐蔽性。诚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灿烂阶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具有其一定的先进性，但是，这并不能因此为自身的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披上合理合法乃至高尚伟大的外衣，以此作为文明的唯一标准来裁剪和否定其他民族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既激烈又复杂，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才能全面地观察，深入地分析，警惕地应对，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担负起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文化主导权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