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党员党性含有阶级性、人民性、科学性、纪律性等丰富内容，具有人民立场与科学态度相统一、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知与行相统一、主体性与自觉性相统一、革命性与先进性相统一、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纪律性和自主性相统一等众多特点。然而，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排斥真善美。毛泽东认为，人们历来是讲真善美的，“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共产党人自然也不例外，应该追求真善美。毛泽东的党员党性观就体现了共产党人在服务人民的社会实践中科学态度（真）、人民立场（善）、愉悦境界（美）的辩证统一。

　　一、思想来源

　　毛泽东党员党性观中具有真善美相统一的特点，从其思想资源来看，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主导、为主体批判吸纳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当然，其历史资源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真善美的积淀，其实践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善美的奋斗历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真善美的统一性历来为思想家们关注。儒家强调善和美的统一性，认为美以善为前提，是人格美。孔子讲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既能遵循应然之规范，又可以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善与美就一致了。孟子认为，美就是善的充实和发展，“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道家把真与美联系得更紧密些，推崇自然美与人格美之统一。

　　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与毛泽东早年求学密切相关，该院所在的岳麓山山脚是儒家的书院，山腰是佛教的寺庙，山顶是道家的道观，三教共处一山，这是毛泽东经常携来百侣相游的处所，对毛泽东早期人格观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生涯中，佛家的《坛经》、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庄子》都是他非常熟悉的经典。在西方的学术思想传统之中，神学性宗教信仰和哲学性人文理趣截然分列，但在中国传统之中，这两者并非泾渭分明。受此影响，毛泽东早期从佛、儒、道吸收的真善美统一观亦既是神学信仰层面的，又是哲学人文层面的。

　　毛泽东也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传统中关于真善美的思想。1960年他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就说过，自己年轻时信过康德的哲学。康德主张的心物二元论（论真）、主观道德律（论善）、形式内容二分观（论美）在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留下了印迹。1917年8月23日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将“求真求美”并提。在批注19世纪末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著作《伦理学原理》中，他说：“吾人之种种活动，如著书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也。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大真诚，而非虚伪。”这里他借著书一事表述了对真和美相统一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早期还阅读过尼采、柏格森等西方非理性主义者和人生哲学家的著作。他早期的人格观既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又有非理性主义的痕迹。完整的人格既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又是知、情、意的统一。这个特点对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但是后来，在自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使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走了出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中国和世界的“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足于“现实的人”特别是阶级社会中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立足于以劳动人民为

　　主体的社会实践，追求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毛泽东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格观、党性观的理论基石，也是他据以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真善美之精华而加以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出发点。

　　毛泽东从自己融入其中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出发，以以上思想资源为知识背景，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有个人特色和中国共产党特色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党员党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