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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中的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
2016年11月28日 10:25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关凯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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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书写:西方中心论与民族主义

  如果说,民族国家体制和与之配套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是内生的,那么这种思想对非西方社会的影响可能比其在原生地更为复杂。如杜赞奇所指出的,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历史是传统国家转型为民族国家的主要模式,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必须仰赖于共同的历史,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共同的历史”,则是人为的意义创造与改造(13)。

  1500年之后,地球表面的大部分陆地与岛屿都渐渐成为欧洲的殖民地,仅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是例外。然而,尽管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非西方社会都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但在历史书写上,非西方社会却普遍不承认或不愿承认西方在自身社会发展历程中曾经发挥过的某种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即便事实如此,非西方社会也会更多地将西方力量描绘为外来的侵略者和压迫者、本地人奋勇反抗的对象以及本地文明传统的无情毁灭者。

  二战之后,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性旗帜,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揭示的那样,民族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非是第三世界启蒙主义的原因,而恰恰是其后果。在西方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世界观支配之下,第三世界都经历了一个宗教性思考方式走向衰退的过程,这个过程与18世纪“民族”在西方的诞生在思想理论上是一致的。

  当然,如同我们不能完全接受费正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定义的“冲击-回应”论一样(即中国没有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内生性力量,这个进程是受西方刺激后做出的一种反应)(14),非西方社会的民族主义也决非殖民主义刺激之下的空穴来风,而是在自身“前现代的”文化传统上结合现代性文化的影响生长起来的。从19世纪末开始,在欧洲殖民主义型塑出近代世界体系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殖民帝国统治的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化的受其制约的传统帝国(如清帝国),这些地区发生的向民族国家体制不同方式的政治转型,始终带有强烈的两面性:既学习西方,亦反抗西方;既延续传统,又与传统割裂,这些矛盾重重的二元对立共同贯穿于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建设史。

  对于殖民地来说,正如印度学者查特吉所指出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一种在殖民地世界生长出来的欧洲话语的衍生品,始终受到欧洲话语的支配。查特吉以所谓“衍生的话语”来嘲讽民族主义思想的这种内在冲突: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包含了自由与理性,而非西方的民族主义既有对自由与理性的接受,也有对西方本身的抗争与排斥。殖民地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接受现代性标准及其“认知体系宣称的普遍性”的同时,“断言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的身份”,“同时拒绝和接受外来文化在认知和道德上的主导。”这种内在的矛盾使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必然是一场与整个知识体系的斗争,这场斗争既是政治的,也是思想的。”(15)

  无论是模仿“西方”还是模仿“反西方的西方(苏联)”,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国家建设工程,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某种“反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痕迹。这种思想痕迹,也渗透到各种形式的历史书写之中。不同的历史书写,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都是相似的:即在某种类型的西方式理论话语支配之下,重新建构一套对于自身社会发展历程的历史解释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体现出自身独特的民族主义价值观。然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饱含着大众对于族群、民族和国家所保有的一种朴素、持久而感性的观念,这种情感既可能是国家统治的支持力量,也可能相反。正如杜赞奇所说:“当我们考虑到民族认同的含混性、变换性与可替代性以及与其他认同的互动时,便不难认识到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民族国家,就能在多大程度上颠覆民族国家。”(16)

  同时,即使从单纯的知识意义上说,我们确实也需要严肃反思“西方中心论”及其批判的真正含义,特别是,是否一切向西方学习的取向都在民族主义意义上是一种“道德过错”?反之亦然。实际上,就今日世界格局而言,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并非西方文化独有的特征,而是人类文明的共享特点。非西方社会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以中国为最典型),其文化意涵并非意味着单向度的传统的复兴,而恰是现代性的生长以及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兼容性提升的结果。

  实际上,至少在知识生产机制上,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地球村”的描述,不仅后现代主义思潮松动了“西方”与“东方”的类型学边界,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也遭到根本性质疑。以知识分析工具为例,对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认识,建构论的兴起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是“西方的”。如盖尔纳的功能主义指出,工业社会的文化同一性,必然要求民族国家在内部创造这种同一性,民族主义就是配合这种创造的思想工具;而霍布斯鲍姆则揭示出现代的“民族”与古老文化遗产的现实距离,这些“民族”都是现代的再创造,而非古老事物的简单延续,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断裂;按照安德森的分析,正是18、19世纪的印刷资本主义造就了人们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共同体想象,但显然,这种“想象”有时并不具有本真性意义。

  当然,从批判的视角出发,这些建构论者的发现都具有一个相似的弱点,就是理论过于宏观,特别是放大了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主观性特征,并将这种特征推演到决定论的高度,从而低估了民族和民族主义之所以存在的客观性的社会基础。历史、血缘和语言,无疑都是这种基础最重要的组成要素。这些理性主义分析的另一个弱点,是忽略了民族主义所带有的强烈的感性色彩——民族主义不仅是通往现代性的一种理性工具,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真实、有时可能难免狭隘的情感。对这种真实情感的任何忽略,都可能低估了民族主义在非西方社会成为一种反现代性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正如查特吉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必须突破知识精英的圈子而俘获大众情感以建立最大的民族主义联盟,而大众情感往往基于传统的,甚至是狂热反现代的(17)。今日的IS在宗教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的时代,在历史书写上,任何过于简单的理论范式,无论是“西方中心论”或其反面,还是“反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中心论”,都不足以应对传统、现代性、全球化、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建设这些相互影响与制约深邃的命题。历史已不再可能被视为一种线性的、单向度的发展过程,而是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复杂的、各种主体之间交互发生关系的过程。只有秉持超越民族主义的价值关怀,承认并接受历史主体的多元性,历史书写才能更好地与当下的社会语境配合起来,并服务于创造一种更美好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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