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乌兰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上发表了一篇精彩论文——《从新现蒙古文散叶看罗桑丹津与之关系》。该文主要介绍了从西藏新发现的两叶蒙古文史料，这两叶文献正是彭措朗杰处长所提供五幅图中的两叶，即目前所存散叶的第二十三和第三十九叶正面内容。乌兰教授通过文字校勘等研究，认为此文献为《蒙古秘史》之后《黄金史》之前形成的另一部蒙古史料，亦或可称作《蒙古秘史》异本。这个发现对研究蒙古史料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文献价值极高。

　　萨仁高娃说：“发现和抢救古籍不是最重要的，让这些珍贵的文献真正为时下的学术服务才是古籍文献工作的目的。”为此，她在发现收集这些古籍散叶后，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整理、论证，进行专题学术研究，并撰写成专著——《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蒙古文散叶研究》一书，于2013年8月出版发行。

　　《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蒙古文散叶研究》专著，在导语部分阐述罗列了蒙古族各个历史年代的文献的回顾、20世纪以来发现的蒙古文文献古籍以及《蒙古秘史》各种版本的脉络。其主题内容就是在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散叶及其历史背景的阐述、对托林寺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蒙古族与藏族的历史渊源的回顾，并论述了阿里地区发现的蒙古文文献散叶的特点。萨仁高娃在书中采用拉丁音标转写了该文献散叶的内容，并进行词语的对比和分析，这是该专著的亮点之一，为其他学者研究这些散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对史料的保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藏图书馆馆长、西藏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努木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蒙古文散叶研究》序中这样评价：“本书所研究的对象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所藏蒙古文散叶，是西藏古籍普查当中的重大发现之一。散叶长年沉睡于古寺中，无人闻之其为何物、有何背景、价值又如何。一部蒙古文历史文献，能够传入西藏，并在本地得到抄写，本是一段传奇的佳话。而作者在古籍普查中能够发现它，又能够围绕它进行研究，揭示其历史谜底，无论从古籍普查角度，还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均实现了我们古籍工作者将珍贵资料公布于世，为学界服务的理想和初衷。散叶作为《蒙古秘史》民间流传的异本，势必为资料欠缺而苦于推进的百年秘史学输入新鲜血液，将《蒙古秘史》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另有其他专家考证，认为从古迹散叶的图片可以看出，该文献抄录在发黄的长方形藏纸正背面，采用回鹘蒙古文体书写，竹笔抄录。虽然语句有所不同，但散发着《蒙古秘史》的味道。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乌力吉巴雅尔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从事整编、研究《蒙古秘史》的工作已经延续了数百年，但是仍有很多谜底尚未得到科学阐释。譬如其作者为何人，起先是以什么文字撰述的，是否有蒙古文本在民间流传等等，均不得而知，也因此，《蒙古秘史》的吸引度依然没有减退。至于该《蒙古秘史》民间抄本，从其所使语言文字特征和语法风格等多方因素综合考虑，初步判断其底本形成时间大致在13世纪后半叶后至16世纪后半叶之前的这一时间里。倘若此判断成立，这一属于早期回鹘式蒙古文抄本的被发现，除了击破《蒙古秘史》蒙古文抄本信息长期沉寂的局面之外，与此同时还会产生震惊蒙古学界的轰动效应。尽管这些手抄文献的散叶及其文字内容其实很早就有学者进行过辨别、注释、评论和研究。但是萨仁高娃博士收集、整理、注解的这篇专著，对该文献较多篇幅的发现及内容的深入研究都远远超过了前几年的研究。”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从事文献研究对于普通人是一种难以胜任的繁重工作，而萨仁高娃却以超乎想象的毅力和满腔热情投身于此研究。她对记者说：“不是说大话，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所掌握的和传承的东西都来源于文献遗存，所以我们不能不爱文献，不得不尊重文献工作。”萨仁高娃坚守的文献事业的意义或发现《蒙古秘史》珍贵异本的价值，用她的一句话来概括再贴切不过——“每当找到并打开一部古籍，都感到好似触摸到了那个民族的文化灵魂，心里顿时充满崇敬之情，爱不释手，欣喜，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