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反媚俗成为新的媚俗——汪国真去世再引雅俗之争

　　诗人汪国真去世了，事关“汪国真热”的成因未见充分辨析，雅与俗的分庭抗礼又例行上演。某种程度上，这又是公共讨论质量堪虞的的范本——充斥着傲慢与偏见。

　　按说，汪国真和当下的语境已颇为隔膜，以此生发的青春怀缅，更多止于字句。可因纪念而感伤的集体情绪，又引得自诩精英们一片“媚俗”“刻奇”之声。

　　在一篇题为《汪国真很无辜，但他取媚了那个时代》的文章里，有如是自陈：

　　我不否认我曾经与同伴们共同喝过劣质奶这个事实，但我否认的，是“青春无悔”这种刻奇的自媚媚人。我把这段没有经过拣择、囫囵吞食的阅读历程当作我个人的“黑历史”。当年年少，尚可用无知来开脱；而今天，仍敢自我催眠，那便是无知者无畏了。我不敢。

　　另一番更平实的争论，也在是否羞于承认看过汪国真、余秋雨之间展开。

　　汪国真其人其诗，风评并不复杂。可由此引申的姿态，却如此截然两分，倒也令人称奇。

　　昨天在饭局上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日，公司某男性员工兴冲冲跑到办公室，扭捏地告诉同事：“我做过测试了，我是直男。”

　　细思恐极。

　　也唯有在乎什么值得称许，什么遭人鄙弃的精英眼中，阅读经验才会拔高到“黑历史”或者羞于启齿的地步。于常人而言，读或者未读，偏好或者厌恶，从来只是事实本身。

　　我读过汪国真、余秋雨，在所谓正当好的年纪。当时颇多触动，如今想来，也觉得无可无不可。汪国真的创作，曾经也影响过我的修辞习惯。余秋雨的散文，同样洞开了一扇阅读的大门。如今想来，在我个人的成长中，都是既成事实的基石。

　　当然，世间万事总以“青春无悔”收尾，的确略显矫情。可锱铢必较地指斥，同样算是轻慢。

　　阅读，或者其他文艺形式，本质上是一种私人经验。旁人的品位，也从来与己无涉。可罔顾历史上诸多雅俗考镜与辨章，直接接入鄙视链的参照系，却是太多人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