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日本外务省奉命启动了一项名为“战时外交反省”的绝密课题。据已解密的近百页的外交档案显示，时任首相吉田茂指示由外务省政务局政务课长斋藤镇男牵头的工作组“调研失败原因”，“以供后世参考”。

　　“二元外交”困扰战前日本

　　吉田茂所关注的焦点，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45年二战结束期间日本外交的失误及其原因。经过集中调研，工作组在提交的一系列书面报告中详细总结了日本外交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应当吸取的教训。在考察战前外交决策过程的基础上，报告全面归纳了战前对华、对美欧、对俄、对德意以及东南亚外交中的失策，明确指出这一阶段日本外交的最大特色当属“理念的缺失”。在具体操作时，在错误的国策指导下，日本外交深受“二元外交”的困扰，促使日本加速滑向了进攻中国大陆以及与超级强国美国为敌的深渊，最终招致了日本的覆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军部独大的局面，日本外务省尽管对此不满，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抵制，但充其量只是起了为军方势力“擦屁股”的作用，并未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去遏制其“独走”；除政军关系失衡之外，报告中还强调了对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却固执地选择对外扩张甚至与海洋强国美国为敌的不满。

　　外务省开展的此项作业，正值《旧金山合约》酝酿期间。当时，冷战的大幕已经拉开。美国政府一方面要求日本对美“一边倒”，另一方面明确要求日本重新武装。面对内外环境的压力，作为首相的吉田茂以及外务省官僚们明面上有针对性地批判战前的“失误”，实则有为即将布局的战略思路“启蒙”与“正名”的意图。因此，可谓比较高明、主动的战略算计。亦即是说，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界精英们接受了战败的现实，基于对战后新的国家特性的认知和对战争行为的反省，确立了对美协调、轻军备以及全力发展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了再度崛起的蓝图。所谓“吉田主义”，由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首先，对美协调。吉田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欲谋求复兴，只能与美国结盟。其次，轻军备。吉田反对不顾日本国力而大规模重整军备，主张将日本的国家安全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通过与其片面媾和并缔结安全条约来尽量减轻军备负担。最后，全力发展经济。吉田主张一切为经济让路，日本外交也应当以经济为中心，认为战后日本必须“用经济手段在海外伸张日本的威信”。吉田退任后，其基本战略设计得到有效继承，使日本实现了迈向国家繁荣的历史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