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多年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田毅鹏及其研究团队深入东北地区的城乡结合部、老工业基地，针对各区域民众的实际情况、实际问题展开有针对性的社会学研究。 

　　“我学历史出身，1998年转向社会学。经过几年的书斋研究，我认识到社会学必须走出书斋，在田野中下功夫。于是，我开始走访调研，一走就是十几年。”多年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田毅鹏及其研究团队深入东北地区的城乡结合部、老工业基地，针对各区域民众的实际情况、实际问题展开有针对性的社会学研究。2013年，田毅鹏入选教育部直属高校2013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在城乡结合部走基层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有些发生在基层群众身边，这些问题使学者走向田野、走向基层，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学术研究。在观察研究中，城乡结合部问题引起了田毅鹏的关注与兴趣，他选择吉林省长春市，对城市的多处城乡结合部的家庭、单位展开调查。

　　“我们采取入户调查方式，搜集了70万—80万字的访谈资料及大量音频、视频。不跑不知道，一跑才发现，中国的城乡结合部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田毅鹏说，城乡结合部是连接“城”与“乡”二元社会的过渡区域，也是一个逐渐由“村”入“城”变动性极大的空间。

　　通过调查城乡结合部非定居性移民，田毅鹏发现，与定居居民不同，非定居性移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都处于较低层次，其社区感的发生与发展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具有自己的特点。他将这些特点总结为，“身体在场，关系不在场；身体在场，利益不在场；身体在场，参与权不在场；身体在场，保障权益不在场。”

　　以“身体在场，关系不在场”为例，田毅鹏说，在城乡结合部，本地居民和外来户的基本关系是房屋租赁关系，多数情况下，这些外来户因职业变化等因素，在城乡结合部地区随时迁入或迁出，对这些在城里谋生的非定居性移民来说，城乡结合部不过是一个容身之所，他们的生活与本地居民很少发生交集。这样自然难以形成较高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

　　田毅鹏及他的团队开始寻找解决城乡结合部问题的方法，在大量调研资料的基础上，他们取得了受到各界肯定的研究成果。

　　研究东北老工业是抢救性工作 

　　“东北老工业承载的是一种单位制度，且其生命力还在延续。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社会结构，有助于了解半个多世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田毅鹏说。

　　东北大型企业在转型中的变迁与其他国家不同，田毅鹏调研发现，用西方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典型单位制”是行不通的。由此，他决定在田野中概括中国的本土特色，做真正的中国研究。他深入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记述了退休职工、在职员工、工人家属等人群的口述史资料，迄今已累计有150万—160万余字。

　　田毅鹏认为，要想真正了解“典型单位制”的内部世界，仅关注其实体空间是不够的。除要关注这些“超大型”工业社区的地理空间构成外，更应了解这些空间的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对空间的真实感受，及其在此空间范围内展开的复杂的互动关系。

　　通过基层调研，田毅鹏认为，浓郁的单位氛围使老企业这一空间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体制性的限制使其员工无法走出单位的辖区，缺乏社会流动，而单位的封闭性自然带来了“排他性”。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使“单位人”充满了优越感，不愿轻易离开单位空间。

　　由于“超大型工业社区”大多是在城市远郊或城乡结合部新建的，新建性决定了它几乎没有什么历史和传统的社会关系可以继承，这里的社区文化完全由“单位人”自己建立。这里的每个家庭和个人都从属于单位。田毅鹏认为，从历史上看，地理空间组织行为往往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在计划体制下，通过职工代际间的传递和影响，使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了独具意义的“社会空间”。

　　田毅鹏告诉记者，他相信他们所做的是一种抢救性工作。当后人想知道东北老工业在建厂、改制、发展等时期发生的事件、产生的矛盾、感人的故事时，他们的研究将产生不可或缺的价值。

　　“这项工作虽然辛苦，但更多的是收获。”田毅鹏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