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6年初以来,日本防卫省武官要求文官大幅转让作战计划制定权限,引发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被称为“武官夺权”事件。日本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武官夺权”意味着日本的“文官统领”制度已进入实质性的调整阶段。一些国际媒体则担心日本忘记军国主义带来战争灾难的教训,放弃“文官统领”原则,会导致战时兵部体制复活。“武官夺权”是日本文武关系严重失衡的表象,日本谋求“正常国家”化和自卫队向“国防军”的转变,使得日本国内政治不断背离和平宪法而引致右倾化发展。通过取消文官对武官决策中的建议及决策审议权力,使得“武官”在国家安全事务、防卫战略以及一线军事行动三个层面均发挥决策作用,提高了“武官”的地位,冲击了二战后一直遵循的“文官优位”原则。
关键词:武官;文官;防卫;日本自卫队;派遣;限制;联合国;自卫队海外;夺权;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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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以来,日本防卫省武官要求文官大幅转让作战计划制定权限,引发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被称为“武官夺权”事件。日本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武官夺权”意味着日本的“文官统领”制度已进入实质性的调整阶段。一些国际媒体则担心日本忘记军国主义带来战争灾难的教训,放弃“文官统领”原则,会导致战时兵部体制复活。“武官夺权”是日本文武关系严重失衡的表象,日本谋求“正常国家”化和自卫队向“国防军”的转变,使得日本国内政治不断背离和平宪法而引致右倾化发展。
冷战之后,为了争取地区主导权,日本军人的政治功能性被重新认识和重视,扩大自卫队职权以及建立正式“国防军”成为日本决策层的共识。日本自卫队借机乘势而起,不断冲击战后创建的法律法规、行政体制等限制因素。自卫队对限制因素的突破主要表现在自卫队利用海外行动获得“松绑”、对文官人事权的侵蚀、绑架民意左右政治等几个方面。
借船出海、“走出国门”
——自卫队获得“松绑”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右翼势力分三步走战略谋求自卫队的“松绑”并获得了初步的成功。第一步是以联合国为活动中心,开启自卫队海外派遣的先例。为了避免国内民众和周边国家的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巧妙地把自卫队的活动纳入到联合国的框架之内。以联合国为活动中心,开启自卫队海外派遣的先例。虽然自卫队在联合国的组织下参与的都是救援或维和行动,并不能说明其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的限制,但在二战之后日本自卫队终于“走出国门”,为其进一步的行动奠定了基础。第二步是自卫队逐渐将派遣活动的重心从联合国框架之内转移到美日同盟,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开始了全球反恐战略,日本作为美国盟友,也迅速抓住契机去突破地区限制而参与到美国的全球行动中去。日本自卫队利用美日同盟摆脱了联合国框架对其行动范围和性质的限制,为独立派遣和进行军事行动创造了条件。第三步是由派遣非战斗人员进入非战区从事救援、维和等活动发展到派遣武装人员进入战区进行直接的军事活动。在开启自卫队海外派遣先例之后,日本“政治精英”和决策层就开始着手修改法律,为自卫队海外派遣提供“合法性”。自卫队不仅可以为美国等多国部队提供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后勤支援,而且还被允许全副武装地开进战争尚未结束的伊拉克。自此,日本海外派遣军事力量的限制已经被彻底打破,日本右翼政府可以根据本国利益把自卫队输送到世界各地。
武官扩权、影响决策
——“文官优位”日渐衰微
从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客就开始有意地提高自卫队“武官”的政治地位。2007年,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此后,防卫省的历次改革都试图改变防卫省内各部局文官和自卫官之间“文上武下”的状态。2008年8月26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向时任首相福田康夫递交了防卫省《面向改革的实施计划》,该计划废除了象征文官优位制度的防卫参事官制度。通过取消文官对武官决策中的建议及决策审议权力,使得“武官”在国家安全事务、防卫战略以及一线军事行动三个层面均发挥决策作用,提高了“武官”的地位,冲击了二战后一直遵循的“文官优位”原则。2015年3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相比之前防卫官僚对辅佐权的垄断,此次改革取消了防卫官僚的优势地位,剥夺了文官相对自卫官的制约权限。2016年以来,统合幕僚监部干脆在制定最高级别的作战计划上要求“内局”彻底交出权力。有日本学者感慨:“这是防卫省武官逐步扩大自己的权力,让防卫省变得越来越像二战前的日本军部。”
冷战结束后,自卫队官员不断“扩权”与国内政客的“长期观照”有直接关系。右翼政治家们积极寻求改变战后由文官官僚对自卫队控制的惯例,改为直接与武官接触。据公开的信息统计,自桥本内阁开始的历任首相与统合幕僚长、陆海空幕僚长、情报本部长等军方首长的接触次数出现“井喷”现象。通过这样的方式,最高政治层和军方高层得以交换战略情报和分析意见,影响最高决策层的形势判断和政策走向。这种直接跨过文官达成的政策意见无疑削弱了文官对武官的优势地位,造成“文官统制”的松动。
煽动民意、左右政治
——自卫队从幕后走向台前
随着日本自卫队在媒体上被报道得越来越多,日本民众期冀自卫队能做的事情也日渐增多,一些诉求为自卫队打破军事限制提供了契机。冷战结束后,日本自卫队利用自己海外救援、军事观察等一系列手段,从幕后走向台前,赢得了直接与民众对话的机会。日本参与联合国组织的维和行动,其目的并不在于能为国际社会作多大贡献,而是通过这一过程,结合自卫队的改革使其积极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去。而民众认同感上升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反过来为自卫队进一步冲破原有法律、获得人事和决策上的主动权等增添了重要的筹码。
2016年3月,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安保法正式生效。新安保法包括《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和《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两个部分,旨在松绑日本自卫队海外行动,扩大海外军事行动任务和范围。有分析认为,日本新安保法的实施将打破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与地区格局,为日本实现右翼势力修改和平宪法的图谋埋下了伏笔,使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新的变数,对地区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日本军事力量的过度膨胀对日本国内和周边国家的和平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为地区稳定以及世界和平埋下了隐患,不得不引起日本国内人民和周边国家的警觉。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