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后，故元遗兵仍对新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北元“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洪武年间，不甘失败的蒙古军事贵族不断伺机南下，明朝北部边塞形势堪忧。为加强北方边防，有效防御北元势力南下，朱元璋频繁派将北征，打击北元残余势力。同时，实行诸王守边、强藩屏卫的政策，以加强北方军事防御能力，遏制北元势力南侵的势头，缓解北部边防压力。

　　确立诸王守边之策

　　明立国不久，朱元璋鉴于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决定实行宗室分封制，“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以树藩屏，以复古制”。明初诸王“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朝廷择名城大都及军事重镇“预王诸子”，是朱元璋以诸王守边、强藩屏卫设想的具体实施。诸王主要布控西北、北方和东北沿线各要塞，防备北元势力伺机南下。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封诸子年长者九人为王。十一年和二十四年，又两次大规模分封诸子为王。三次共有二十五人得到分封，其中九人封于北方边塞，具体如下：秦王朱樉封于西安，晋王朱封于太原，燕王朱棣封于北平，辽王朱植封于广宁，宁王朱权封于大宁，谷王朱橞封于宣府，代王朱桂封于大同，庆王朱栴封于韦州，肃王朱楧封于甘州。九王广布于北部边境沿线数千里，组成一道强大的北部防线。诸王布控北方边塞，足以体现朱元璋对北部边防的重视，也显示其设防抵御蒙古军事贵族南下的决心。以北方诸镇为中心的边防守卫制度确定下来，经营北方诸镇以维护边塞安定和翼卫明皇室，成为明初一项基本国策。

　　洪武三年，因诸王受封之时年岁尚幼，分封之后他们并未就国。因此，朱元璋暂命大将代为镇守北部诸镇，为诸王日后接管镇守做准备。洪武四年，朱元璋令魏国公徐达练兵北平、山西，令宋国公冯胜至陕西修筑城池，又命马云、叶旺等人出镇辽东。洪武五年，令颍川侯傅友德等出镇北平。洪武六年，命徐达等布防北平、山西防务。同年，朱元璋又听从淮安侯华云龙的建议，自永平、蓟州、密云往西建立二千余里防线，在紫荆关至芦花岭之间设守备防御，又命山西都卫在雁门关、太和岭以及山谷之间的险要处设关隘，皆以重兵把守，从而建立起一道联结东西、防守严密的北方防线，为日后诸王镇守打下了良好基础。洪武十年，朱元璋又命曹国公李文忠出镇山西，并谕令其节制边境事宜，“整治城池，督理军务，边境事宜，悉从节制”。其后，徐达也被遣往镇守北平，节制军民。

　　朱元璋一方面派遣武将勋臣镇守北疆，以加强防御，另一方面，对镇守诸将又频繁调动，说明他对武将领兵镇守边塞是不放心的。在他看来，只有依靠诸王守边，才能从根本上巩固皇权，实现长治久安。因此，大将镇守制度仅为诸王守边制度尚不成熟之时的权宜设置。

　　诸王长成以后，明廷便命各王陆续就藩。洪武十一年，秦王、晋王分别就藩西安、太原。十三年，燕王就藩北平。二十五年，代王就藩大同，肃王就藩甘州。二十六年，辽王初就藩大凌河，后迁至广宁。同年，庆王就藩韦州，宁王就藩大宁，谷王就藩宣府。诸王就藩后，朱元璋又令出塞征讨将帅听各王节制，例如，二十三年正月，朱元璋诏晋、燕二王率师征讨故元势力，命颖国公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南雄侯赵庸、怀远侯曹兴为左、右副将军，赴北平训练军马，听燕王节制；定远侯王弼练兵山西，听晋王节制。

　　至此，明朝完成了从大将守边到藩王守边的转换，诸王守边政策正式确立，西安、太原、北平、大同、广宁、宁夏、大宁、宣府、甘州成为洪武时期北部边防九大核心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