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哲学层面,现代进步观念是一种目的论的历史意识,它认为人类必将朝向一个确定和理想的方向缓慢前进,并相信这一进步将会无限地持续下去,只要人类愿意努力,人类和平、幸福的伟大事业必然会实现。那么,如何才能消除进步主义的幻想,切实推进当代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我们结合人类当前的境遇加以理论的阐释。进步是人类面临困境所作出的努力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这种历史目的论或乌托邦的进步主义概念,而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平凡的“进步”概念。人类正在遭遇社会进步的政治危机然而,过去两个世纪,特别是二战后以来西方国家取得的人权、民主、福利国家与政治一体化和多边协商国际秩序等进步成就,不断受到质疑、挑战,近年来更是如此。
关键词:进步主义;危机;欧洲;福利;需要;目的论;民粹主义;社会进步;哲学;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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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历史中,没有其他概念像“进步”概念那样表达了现时代的自我画像和殷切希望。启蒙时代带给我们的进步主义既是一个理智纲领,也是一个实践纲领。在哲学层面,现代进步观念是一种目的论的历史意识,它认为人类必将朝向一个确定和理想的方向缓慢前进,并相信这一进步将会无限地持续下去,只要人类愿意努力,人类和平、幸福的伟大事业必然会实现。然而,进步主义存在着两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是相信历史站在我们一边的必然性幻想;二是相信“好的东西一起到来”的“协同论幻想”。那么,如何才能消除进步主义的幻想,切实推进当代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我们结合人类当前的境遇加以理论的阐释。
进步是人类面临困境所作出的努力
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这种历史目的论或乌托邦的进步主义概念,而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平凡的“进步”概念。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一论断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进步”概念的基本思想原则。进步不是历史的宿命,也不是大写的历史必然性,它是人类在面临困境和难题所做的努力及其成就。例如,面对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他以此为理念原则,致力于解决美国当时所面临的贫困、失业和极端不平等等问题,使美国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哈贝马斯在谈到欧洲时指出,好几个世纪以来,城市与乡村、神权与世俗权力的摩擦,信仰与知识之间的竞争,国家与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相较于其他的文化,欧洲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因此,人类也已经从痛苦中学会了如何沟通歧义、整合矛盾以及化解紧张。这些都说明,进步不是革命,它不是着眼于全新世界的创造或现存世界的整体颠覆,更多是对人类苦难的反应,是挫折和失误中的学习,是人类改善现状的努力。进步事业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公正、更加合理,倘若人类放弃了进步努力,不仅更加宏伟的目标无法实现,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
人类正在遭遇社会进步的政治危机
然而,过去两个世纪,特别是二战后以来西方国家取得的人权、民主、福利国家与政治一体化和多边协商国际秩序等进步成就,不断受到质疑、挑战,近年来更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新保守主义政治政策取代了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不仅世界经济陷入各种危机,如美国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而且国内政治和国际秩序也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以至于许多人担心世界正进入“后西方”时代。最近发生的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等事件,让西方世界的人们晃若隔世,人类似乎将进入“新野蛮时代”。比如,民主政治受到民粹主义的威胁,福利国家受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欧洲一体化和多边合作体制受到民族分离主义的威胁。在这样的时代,左翼思想家纷纷放弃进步的信念,转向悲观主义或末世论的救赎意义。一时间,海德格尔曾言说的“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拯救”成了至理名言。我们承认,对进步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有其必要性,但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与其说给我们以抗争的意志,不如说更多地带来意志的自我麻痹和瘫痪。我们遭遇的不仅是进步主义的哲学危机,而且遭遇社会进步的政治危机,它威胁到的不仅是对另一个更好世界的想象,而且是已有成就的保持。
只有驯服四大威胁,人类才可能
获得共同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如何坚持思考进步、捍卫进步?我们需要确立当今世界面临的困境和任务。我们面临的不是以乌托邦的方式或以思乡情怀去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消灭国家、抛弃技术等,而是要思考如何避免市场成为不受制约的人与人之间残酷竞争的战场,国家如何避免成为不受控制的任性和专断的权力,民族认同如何避免成为排外和好战的种族主义,科学技术如何避免成为不受控制的盲目力量,文化如何避免倒退回种族意识、地方意识,成为民粹主义土壤。面对当前的挑战和难题,需要以务实和理性的态度解决以下问题:一是驯服市场,使市场在合理地起作用的同时,不会产生出人类难以接受的不平等和异化后果;二是驯服国家权力,使国家成为社会秩序和国民福利保障的同时,避免陷入对内专制和对外侵略;三是驯服科学技术,在让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避免其盲目和任意发展给生态和人类可持续生产条件造成危害;四是需要驯服民粹主义,在承认民众反抗和斗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的同时,避免其陷入排外、暴力、反体制等非理性行动。总之,只有驯服上述四大威胁,人类才可能获得共同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虽然我们不能像启蒙的进步主义那样迷信“好的东西一起到来”,但要避免“坏的东西一起到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解决上述问题。
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既享受了人类进步的成果,也正在遭遇到当今进步危机所带来的困难。在当前处境和状态下,中国如何合理地确立自己进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提出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不仅对自身来说命运攸关,而且对全球世界前途和命运来说也至关重要。在我看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无疑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想智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