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有典籍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文学”一词最早由孔子提出。在《论语·先进》中，孔子以“四科”来称许自己的高足弟子，其中就有“文学”科，并且认为子游、子夏为“文学”科的代表，即所谓的“文学子游、子夏”是也。此处的“文学”一词，并不等同于当今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因为当时的“文学”，还远未进入“自觉”的状态，不是以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和情感世界为目标的一种审美意识形态。

　　正因如此，当今学界对孔子时代的“文学”充满了好奇，在范宁、皇侃、邢昺等古人的注释基础之上，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入手追寻其本义，或以为是古代的典籍学术，或以为是有关礼仪制度的学问，或以为是能够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这些说法虽然不尽相同甚至有的看似相去甚远，却为进一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义提供了线索。

　　所谓能够付诸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实即礼制之学。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沿用孔子提出的“四科”来区分孔门弟子中的“异能之士”，并对子游因何被称为“文学”的代表作出解读：

　　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

　　子游为武城宰的记述，原载于《论语·阳货》，司马迁不过是引述而已。这段引述中所谓的“道”，正是“谓礼乐也”（《十三经注疏》）。子游为官，以礼乐之道，也就是文治来教化百姓，并对自己如此行事的缘由作出了说明，深得孔子的赞赏。司马迁在这一段文字后面加上自己的观点——“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说明在他眼中，孔门“四科”中的“文学”是与礼乐之道，也就是文治教化有紧密关系的。

　　而且，当时的礼乐制度又多记载在古圣先王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中，故而“文学”又与当时的典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前述关于孔子“文学”观念的各种说法，虽然未必一语中的，却也非“颇谬于圣人”。尽管如此，贸然将“文学”与礼乐制度之学或古代典籍学术等同，仍有武断之嫌，它们之间存在很明显的功能与定位差异。

　　《礼记·礼器》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有本与文的不同。所谓本，即根本；文，即外在表现。礼之根本在于忠信，而外在表现则要合乎义理。人能以忠信为本，则可以自立于社会之中。然而，犹如一棵树木虽内在根本已固，尚需展现出枝繁叶茂之状，方能独秀于林。所以，礼在内主忠信的基础上，仍要求有外在文采的充分表现，即礼之行为要合乎义理，如此方能行之久远。

　　因此，文与礼，既有联系又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所谓“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在当时的语境下，礼具有至高无上的历史使命，而文仅仅是作为礼的义理部分，自然不可等同视之。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自然也不能等同于礼仪制度之学，更不能泛指古代的典籍学术，而只能是关于礼的义理之学，其学术目的在于使人的行为合乎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