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的一年中，国内对于美国外交尤其是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一年来，以“美国外交”为主题的各类文章多达230余篇，以“中美关系”为主题的各类文章约1290篇，各类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相关著作20余部。^[1]尽管这一数量未必涵括了所有的研究成果，但这一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本文将分别对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两个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做出评述，试图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一年来的学科研究全貌。

一、    美国外交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愈加重视美国外交的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层面因素。《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以美国为个案的研究》一书着重于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首先运用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建立了一个分析文化在对外政策中的运行机制及在对外政策中的表现形式的理论框架，然后以美国为个案，阐述了美国文化在其对外政策中的运行机制，以及美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其对外政策所呈现出的显著特点。^[2]论文“霸权文化与文化威胁——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认为，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的基本形态有三个：文化交流、制度输出、价值观传播。这三种形态紧密联系，共同搭建起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的有机体，成为实现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事实上，美国也的确把文化外交当作谋求文化霸权地位的有效手段；而以文化霸权为目标的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了威胁。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在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3]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俄、中国的政策》一书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对苏俄、中国的政策，阐释了意识形态因素对其政策的影响。^[4]罗会钧则认为，输出民主实际上是美国的一种对外战略,它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充分表现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本性。^[5]

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自称信奉某种宗教，宗教因素毫无疑问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美国的内外政策。过去一年，多位学者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宗教因素对于美国外交的影响。有学者论述道，冷战后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日益走向组织化、法制化和机制化，呈现出以宗教利益集团为动力、以在国会推进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为路线、以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和国会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互动合作为机制的发展趋势。^[6]白玉广考察了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及其对美以关系的影响，认为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发展适时地弥补了冷战后期及后冷战时期犹太院外集团对美国的以色列政策乃至整个中东政策游说能力的弱化。^[7]作为宗教右翼的重要力量，基督教福音派对于美国外交特别是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何宗强认为，基督教福音派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美国的全球扩张。^[8]徐以骅则指出，中美宗教交往已进入后传教时代，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在他看来，即使在一些通常认为是两国关系的问题或结构性分歧的领域，交流和沟通对促进两国关系具有积极作用。^[9]

2009年上台执政后，面对内外交困的状况，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全球战略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这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国内学者在第一时间也从不同视角予以了解析。一方面，国内学者分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举措、特点及其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多数学者都认为，尽管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但基本出发点还是要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10]杨洁勉指出，奥巴马政府上台两年来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调整，将美国的战略态势意识从美国治下和平调整为以美引领的多种力量共治的国际格局；将战略指导思想从崇尚武力的政权更迭调整为巧实力的软硬兼施；将战略视野从相对集中于以反恐为中心的军事安全领域调整为强调经济、教育、科技、能源、核安全、互联网与太空活动等；将战略布局意图从两大扩张计划(大中东和大中亚计划)调整为收缩中东和重返亚洲的西退东进部署；将战略目标任务从聚焦反恐战争调整为政经兼顾的综合平衡；将军事战略理念从同时打赢两场常规战争首次调整为打赢当前战争；将战略手段方式从单边主义调整为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他指出，奥巴马全球战略的调整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不可能使美国重温单极独霸的旧梦。^[11]还有学者评析了奥巴马政府的二十国集团战略，认为其最终目的是利用这一新兴的全球治理平台，维护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进而维持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12]

《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模式的转变》对美国在东亚构建的安全模式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梳理，通过战略的宏观方法和历史的分析方法，明确提出了美国构建东亚安全的结构性变化，即从扇形安全模式到网格安全模式的转变。^[13]奥巴马上台执政后，美国明显地加快了“重返亚洲”的步伐，加强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部署，重视发展同东亚各国的关系。《冷战后美国对东南亚的外交：霸权秩序的建构》一书以不同时期美国的区域目标和政策演变为线索，讨论了冷战以来美国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作者认为，冷战后，在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下，美国把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作为其在东南亚的外交重点。随着东南亚区域重要性的提升和区域主义进程的深化，美国开始酝酿并着手制定对东南亚的长期外交战略：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以保障其区域利益安全;在巩固和加强现有区域同盟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和双边关系；积极参与东南亚的区域主义进程并通过各种机制和合作方式影响这一进程；警惕和防止其他力量对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利益构成威胁。通过这些战略,美国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取得主导地位，建构符合美国意愿的秩序,维护并实现其利益。^[14]还有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提升了东亚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但是经济实力的衰落和东亚地区合作主义的成长使得美国略显疲态。^[15]

除了东亚之外，奥巴马政府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也作出了调整。牛新春认为，在美国的中东政策考量中，安全、经济、价值观和全球领导地位四大利益目标常常相互阻碍，彼此抵触。奥巴马政府在应对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时，既要同时服务于相互冲突的四大利益目标，又受国内政治斗争干预,再加上中东局势变化极快,其政策不可避免地充满两面性、矛盾性和多重标准。很有意思的是，他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减少对中东的战略投资势所必然，而对中东民主化问题则持伪善态度。^[16]高祖贵也分析了奥巴马政府在中东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重心能否由大中东地区持续顺利地转移，依然存在变数。^[17]沈鹏分析了美国对伊朗政策轨迹表现出的起伏性变化，认为两国的试探性行为在各自国内政治和突发事件的影响下，很容易重新回到过去的对立状态。^[18]赵建明则分析了美国犹太组织对于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政策的影响。^[19]

奥巴马上台后，更为重视公共外交，力图提升美国的国家形象，消弭全球范围内的反美主义。国内学者一方面肯定了奥巴马政府的调整努力有助于提升美国的国家形象，但另一方面认为美国公共外交面临诸多挑战，成果有限。^[20]2011年是美国和平队成立的第50个年头。周琪认为，奥巴马对于和平队的重视态度，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和平队作为软实力资源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21]此外，还有学者专门论述了美国的对华公共外交战略。赵可金认为，公共外交是实现中美关系软着陆的重要途径，是改变中美不对称外交格局的一条新路，中美关系进入了软战时代，中国必须从战略上统筹设计，立体操作，不断拓展中美关系新格局。^[22]

2010年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年，国内一些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评析，普遍认为这次大选对于国内政策的影响要远大于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23]

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诸如对美国全球卫生治理的战略、美国毒品外交、美国国际性民间组织等问题的研究。^[24]周琪着眼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方法，认为官僚政治模式是更适用于分析美国外交决策的方法。^[25]滕建群的《美国防扩散与反扩散政策研究》一书着重分析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防扩散与反扩散政策的演变历程，并把它放在大的国际环境和大国关系的框架内研究，提炼出美国防扩散与反扩散的基本概念、主要做法，分析其演变的动因，揭示其本质与特征，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26]《竞争与一致：利益集团政治影响下的美国霸权逻辑解析》试图从利益集团政治的角度对美国霸权的解读，实际上是在尝试着探索一条新的理论路径。^[27]

美国外交史方面的成果数量相对有限，较有份量的论文有20余篇。^[28]著作方面，《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1945-1972）》、《战后初期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对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和《美国外交传统及其缔造者》等都值得一读。 ^[29]

二、 中美关系研究

就冷战后中美关系而言，从一手资料来看，周文重大使的回忆录《出使美国（2005-2010》则对于了解中美关系和美国社会则有重要的参考作用。^[30]综合性的著作中，吴心伯的《世事如棋局局新——二十一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值得一读。作者认为，“从中美关系的结构看，国际环境是塑造两国关系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经贸关系、安全关系、台湾问题则是这对关系的核心内容，而交往方式和冲突形式则是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外在体现。”正因为如此，作者选区中美在国际层面的互动、经贸关系、安全关系、台湾问题、交往方式和危机管理为研究对象，从六个不同的侧面来多角度展示中美关系的新格局。^[31]

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中美相互依赖不断加强，双方合作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双方缺乏战略互信。其结果是双方既合作又斗争，双边关系时有起伏震荡。阎学通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他主张，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32]

多位学者就美国对华战略进行了分析。^[33]王帆认为，尽管中美两国间的相互依存度在加深，但保持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他分析了在相互依存条件下美国对华实施合作型施压政策的背景、目的、相关议题和实施手段,并以案例说明合作型施压的特点和方式，而这种方式更符合中美关系相互交织的现实。在他看来，美国的合作型施压政策效用还有待观察，其作用也有一定的限度，且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中长远的影响值得关注。^[34]还有学者主要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案例，从议题联系和议题脱钩的视角，着重分析中美在双边谈判中是如何灵活捍卫己方目标和利益的，以期为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反复性提供新的理解视角。^[35]

第三方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分别有学者探讨了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俄罗斯因素、苏联因素，甚至有人分析了中越关系中的美国因素。^[36]滕建群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对两国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有着特殊的影响，在相互依存度日益紧密和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背景下，两国如何应对双边关系中的第三者,不但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也影响到第三者本身及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37]

相互认知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发展。自2008年以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中国人看美国”课题小组在全国各地进行相关民调，随着2010年调研报告的发布，这一调研也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38]袁征的“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当今中国”一文运用美方翔实的民调数据，阐释了美国民众的中国观。他认为，当前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认知还普遍存在着明显的狭隘性，而这是由多种复杂因素的长期交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要使得美国民众对中国有一个客观而全面的认知，改善中国在美国的社会形象，将是一项漫长的综合性工程。^[39]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也注意到了新闻媒体对于两国民众相互认知的影响。^[40]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给中美关系和东亚地区的带来了何种变化，是国内学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41]美国“重返东亚”增加了中美之间的互动和博弈，也影响了地区内相互间关系。有学者认为，美国的东亚战略加强了针对性和进攻性，中美战略性冲突有可能上升，但同时在新的安全利益得以相互明确的过程中，利益协调仍是关键。目前中美战略猜疑仍在上升，中美之间进入新的战略磨合期。^[42]还有学者从更为长远的眼光，分析了冷战后中美在东亚的“制度均势”，认为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共同参与大量国际机制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都采取了制度均势行为，这有助于相互合作关系的发展。^[43]

近两年来台海局势相对稳定，但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一直困扰着中美关系。如人们所看到的，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军售的决定都引发了中美关系的震荡，成为中美战略互信的重大障碍。陶文钊归纳了自1972年以来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内涵，认为其实质就是不愿看到两岸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他指出，美国的这一政策将是长期的，我们今后在相当长时期内还要与这样的一中政策打交道。^[44]王勇依据国际条约法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认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无疑是有约束力的条约。^[45]虽然马英九执政后两岸关系平稳发展，但美国因素始终是影响台湾问题走向的外部干预因素，国内学者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46]有学者指出，美国在鼓励但不介入两岸协商谈判的政策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战略考量；美国的立场虽然无法改变两岸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趋势，但却可能影响两岸协商谈判的进程。^[47]

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在气候能源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探讨，普遍认为这将扩大中美合作的基点。^[48]有学者分析了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的基础、机制和存在的问题，认为从长远看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共同利益大于矛盾与分歧，两国合作具有广泛前景。^[49]

一些学者对于热点问题进行了追踪，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对华军事制裁》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1989年以后美国对华军事制裁的专著。作者认为1989年以后美国对华军事制裁的基础逐渐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以维护“人权”为由对中国进行“惩罚”，演变成了防止中国“威胁”，试图限制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以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50]近年来中美之间的海权之争特别是南海问题突兀，有学者分析了中美之间的海权矛盾。^[51]对于2010年以来出现的中美稀土贸易之争，有学者分析道，这一争议缘于两国结构性矛盾及具体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因素。稀土议题作为中美博弈的新领域，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5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的对美交往”一文回顾了建党九十年来中共开展对美交往的里程和经验，对未来做出了展望。^[53]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在对美关系的处理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这位老人的离去，他对美外交思想和方略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54]今年年初胡主席访美，提出要“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增加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相互间的分歧。对此，国内多位学者进行了评析。^[55]

过去一年，国内学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上也产生了一批不俗的成果。五本著作值得关注：石俊杰编《分歧与协调：英美对华政策比较研究（1949-1969）》、潘一宁的《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抗：越南战争的国际关系史（1949-1973）》、刘子奎的《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朱明权编《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和王成至的《跨越雷区的握手：1969-1972年中美缓和进程研究》。^[56]

论文方面，这里主要依照历史脉络展示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陈才俊论述了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与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原因是他们认为这种贸易不仅有悖于基督宗教的伦理道德，而且会严重破坏福音在中国的广泛传布。^[57]

崔志海考察了美国在中美甲午战争中扮演的微妙角色。他认为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其目的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的影响力。^[58]

20世纪20年代早期，围绕美商克门之死而在中美两国间展开了交涉。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场超越事件本身的外交活动，集中体现了该时期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特点。^[59]

吴景平则评述了蒋介石抗战时期争取美国对华财经援助问题上的作为，主张客观认识和评价蒋介石及其属僚在战时对美外交中的作用和成败得失。^[60]另有学者评述了宋子文领导下的中国银行在战时美国租借援助所发挥的作用。^[61]

杜继东考察了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分析了原因、过程和后果。^[62]王金强则论述了从约翰逊到尼克松时期美国对西藏政策的调整，认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是为其对华整体战略而服务的，利用西藏问题牵制中国将是美国的一项长期策略。^[63]

中美和解前后依旧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时段。有学者考察1969年到1972年中美在相互试探过程中，双方在改善两国关系中所作的一些努力。李潜虞则论述了当时中美缓和进程中的中方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赵明昊则以1970年彭明敏事件为个案分析了大陆、台湾和美国之间复杂的关系。而四川外院的张涛则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美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中的孔子元素展现了当代中国延续传统并利用传统参与重建国际权力格局的形象。 ^[64]

中美经贸关系当然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另有专文涉及，本文就不再一一熬述。不过，鉴于国内学者在经贸往来是否促进中美政治或战略合作的问题还有争论，这里仅提一篇文章：“中美贸易发展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 用理论模型证明了贸易发展有减少或抑制冲突发生的作用，同时用1995-2010年中美两国的数据证明中美贸易发展是中美政治合作的显著动因,虽然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政治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但两国的贸易和政治合作仍存在长期平稳且正相关的关系。^[65]

三、特点与不足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美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国内从政府到学界都对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研究格外重视。这也是过去一年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取得丰硕成果的大背景。

过去一年，国内外涉及美国外交的学术交流活动还是比较顺畅的。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不时就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为主题召开研讨会。以庆祝建所三十周年为契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及中华美国学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研讨会。2011年春，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牵头主办、中山大学承办的“中国与美国：相互认知与两国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全国30多个机构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这次会议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日趋欣欣向荣的景象。

过去一年，国内围绕重要争议的问题有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比如在如何处理对美关系的问题上、如何判断美国国际地位的问题上，国内学界都有不同的看法。为此，相关研究机构和重要学术刊物有意识地组织进行了讨论，以便大家在思辨中把问题看得更为清楚一些。比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首次发布的《美国研究》蓝皮书中，就开设专题，列入三篇文章，专门就美国的实力和地位进行分析。^[66]

从过去一年的研究成果来看，不同学科的人员都涉猎美国外交或中美关系。除了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之外，政治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党史、新闻出版甚至是政府机关的人士都参与到讨论中来。各个专业的视角有所不同，也使用了不同学科的方法论，使得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成为跨学科的研究。借鉴和使用交叉学科的分析方法，并有意识地使用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因而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也得出了一些开拓性的结论。^[67]

近些年来，科研之余，越来越多的科研骨干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过去一年，相关的研究机构和知名专家学者通过不同方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对美政策有关的咨询中，影响力继续呈现上升势头。研究人员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努力做到学以致用，有意识地为国家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建议。这是一种可喜的势头。

在肯定过去一年所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改进和提高。

其一是同质化成果较多，显得比较浮躁，而具有一定深度、让人耳目一新的高质量成果还相对有限。这突出地表现在选题重复较多、成果质量有限和研究视角不广甚至是观点雷同上。不仅年度内文章选题相互重复，而且同往年的论文选题相重复。这种现象在有关中美关系现状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客观上，大家紧跟热点，及时作出了分析，满足了国内的相关需要。主观上，追求数量的评判标准也使得学者的心态急功近利，应景性文章不少，真正有思想的文章数量明显不足。还有就是部分学者的基本研究素养还明显不足，对于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中一些问题的把握上还有所欠缺。此外，一个通病就是现实分析和理论框架的结合明显不足，描述性和定性的东西居多，而定量的分析明显不足，这是近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其二是虽然交流机会增多，但国内学界的争鸣明显不够。进入新世纪以后，过去那种针尖对麦芒的学术讨论日渐减少，很多时候是“各说各话”的状态。时至今日，人们已难见正常的学术批评。圈内大家经常是各说各话，很难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除了学者自身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还有学术讨论所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因此一些学者为避免“触雷”，并不太愿意在公开场合提出对中美关系的不同看法。这一情况在过去一年并没有明显的改变。

第三，由于特殊原因，在中美关系研究中，国内学者往往侧重于对美国方面的研究，而对于中国外交的研究反而显得相对不够。这一问题早就存在，时至今日依旧没有明显的改观。这固然需要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在开放档案材料上有所举措，也需要学者们带有足够的勇气去挖掘和思考。否则，我们在向世界阐述中国对外政策的时候还不得不常常引用国外学者提供的材料，多少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或者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第四，总体来看，国内对于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度和研究深度都明显不足。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非传统安全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而从政策层面来看，在很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美有不少合作的空间。这需要学术界在未来作出更多的努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外交室主任）

参考文献：

[1]2011年11月2日笔者在清华知网上分别以“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主题词搜索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间的各类文章数量（含研究生论文和报刊文章）。相关著作数量是笔者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和知名网站网上销售的相关书目统计而成。统计未必准确，但具参考作用。

[2]邢悦：《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以美国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简涛洁：“霸权文化与文化威胁——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6期。

[4]张宏毅等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俄、中国的政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罗会钧“美国输出民主的理论逻辑及其实质”，《高校理论战线》 2010年 11期。相关成果还可参见朱秀芳：“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考量”，《浙江学刊》2011年第3期；崔雪茹、王菲：“美国的使命意识与外交政策“，《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年第4期。  

[6]邹函奇：“冷战后宗教与美国外交——动力、路线与机制”，《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类似论文还有杨卫东：“美国国家特性中的宗教因素及对外交的影响”，《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 第1期；邹函奇：“宗教影响美国外交的向度研究”，《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马马霜：“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宗教因素”，《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 第S1期。

[7]白玉广：“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及其对美以关系的影响” 《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8]何宗强：“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外交”，《国际论坛》2011年第2期。

[9]徐以骅：“宗教因素与当前中美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

[10]这些论文包括：刘会军：“权力运用与美国霸权地位的维持——兼论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美国研究》2010年第4期；房广顺;、唐彦林：“奥巴马政府的二十国集团战略评析”，《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甘钧先;、申根焕：“奥巴马政府安全战略调整评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1年第2期；曹文振、朱孔明：“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同质性研究——以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外交政策为例”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

[11]杨洁勉：“浅析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调整”，《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

[12]房广顺;、唐彦林：“奥巴马政府的二十国集团战略评析”，《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

[13]王玉华：《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模式的转变》，军事谊文出版社2011年版。

[14]白雪峰：《冷战后美国对东南亚的外交：霸权秩序的建构》。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另参见白雪峰：“冷战后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适”，《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

[15]梁宝卫、付红红：“美国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2009～2010)评析”，《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 》2011年第2期。

[16]牛新春：“美国中东政策:矛盾与困境”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1年第2期。

[17]高祖贵：“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评析”，《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6期。

[18]沈鹏：“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政策的调整”，《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19]赵建明：“美国犹太组织与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政策”，《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20]如唐小松、龚群子：“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战略评析”，《战略决策研究》2011年第1期；李忠斌：“新媒体与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21]周琪：“作为软实力资源的和平队重受美国政府重视”，《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

[22]赵可金：《软战时代的中美公共外交》，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此外还有檀有志：《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

[23]周琪、王欢：“2010年中期选举及其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美国研究2010年 第4期；袁征：“试析国会中期选举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当代世界》2010年第12期；钱立伟：“中期选举对美内外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影响”，《亚非纵横》2010年第6期。

[24]晋继勇：“美国全球卫生治理的战略、实质及问题”《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陈新锦、林晓萍：“理想与现实的交织——美国毒品外交的兴起及其外延与内涵评析”《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徐彤武：“美国国际性民间组织研究”，《美国研究》2010年第4期。

[25]周琪：“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外交决策研究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 第6期。

[26]滕建群：《美国防扩散与反扩散政策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2011年版。

[27]唐昊著：《竞争与一致：利益集团政治影响下的美国霸权逻辑解析》，2010年版。

[28]主要论文有：王晓德：“一七七六年‘条约计划’及其对美国早期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王晓德：“杰斐逊的‘自由帝国’观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杨帆：“美国‘人权外交’的历史演变——从威尔逊主义到卡特主义”，《学理论》2010年第36期；袁胜育：“从山巅之城到门罗主义:被误读的神话——美国早期孤立主义辨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江振鹏：“公共政策、私人资本和金融专家的组合——试论美国塔夫脱政府对尼加拉瓜的‘金元外交’” ，《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2期；乔瑞：“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中立法案与孤立主义”，《成人教育》2010年第11期；余功德：“第四点计划与美国对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兼论对理解全球治理理论的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王苏敏：“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形成背景”，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李昀：“经济合作署的成立及其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刘国柱：“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与美国冷战战略”，《求是学刊》2011年第3期；杨捷：“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有关核问题的决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1年第5期；孙艳姝：“试论尼克松时期美国NSC系统的重新建构” 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葛青：“论尼克松时期总统与国会的对外军事权(1969-1972)”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张小欣：“印(尼)马对抗初期的美国外交(1963-1964)” 《史林》2011年第2期；陈玉聃：“小盟友具有大影响?——浅析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台湾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刘合波：“从对等平衡到威慑平衡——1970年约旦危机与美国中东政策的转变”，《国际论坛》2011年第1期；树明、李子芬：“试析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少数族群对美国外交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人参与中美关系的考察”，《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王立新：“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内容与作用” 史学集刊2011年第5期。

[29]徐天新、沈志华编：《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1945-197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金海：《战后初期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对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李庆余等著：《美国外交传统及其缔造者》，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30]周文重：《出使美国（2005-2010）》，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

[31]吴心伯：《世事如棋局局新——二十一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

[32]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 

[33]如牛新春：“中美关系的八大迷思”，《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5期；高尚涛：“相互依赖框架下的美国对华战略分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0年第5期；陈积敏：“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改变了吗?——析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6期；贾春阳：“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新态势与中美关系”，《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34]王帆：“称相互依存与合作型施压——美国对华战略的策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

[35]周舟：“中美关系中的议题联系与议题脱钩”，《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1年第1期。 

[36]李兴、孔瑞：“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5期；张希：“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苏联因素”，《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4期；李忠林：“试析中越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亚非纵横》2011年第4期。

[37]滕建群：“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国际问题研究》 2011年第1期。

[38] “中国人看美国”课题组：“中国民众眼中的美国与中美关系”，参见黄平、倪峰主编：《美国蓝皮书　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9]袁征：“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当今中国”，《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6期。

[40]许妍：“媒体眼中的中美关系——从美国总统访华的报道说开去”，《新闻传播》2011年第3期；姚遥：“尼克松访华前后的对外宣传”，《对外传播》2011年第7期；吴明萍：“美国媒体新闻报道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知识经济》2010年第24期；任欢欢、李长忠：“对中美关于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 第1期。

[41]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及对我国的影响”，《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5期；王鸿刚：“美国的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期；朱锋：“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秩序：调整和变革”，《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郑毅、孙敬鑫：“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年第1期。

[42]王帆：“美国的东亚战略与对华战略”，《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2010年第6期。

[43]祁怀高：“冷战后中美在东亚的制度均势及对中国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

[44]陶文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6期。 

[45]王勇：“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条约性质研析——兼论中国的对策”，《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

[46]参见夏立平：“奥巴马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影响”，《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邓凡：“马英九执政后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严安林：“试论2008年以来的台美关系及其与海峡两岸关系的互动”，《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林红：“美国智库视野中的两岸关系与和平发展”，《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5期；徐振伟、韩珊珊：“美国对台军售——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1 期。

[47]李鹏：“剖析美国对两岸协商谈判的政策立场” 《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

[48]如杜丽君：“基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中美能源互动的趋势:由竞争走向合作” 《中国对外贸易》(英文版) 2010年 24期；周绍雪：“气候外交将成为中美战略合作新增长点”，《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汤伟：“气候变化、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杨泽伟：“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障碍与前景”，《人民论坛》2010年第29期。

[49]李扬：“中美清洁能源合作:基础、机制与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期。

[50]张金翠：《美国对华军事制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51]杨震、周云亨：“论中美之间的海权矛盾”，《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潘亚玲：“越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2011年第6期。

[52]孙海泳、李庆四：“中美稀土贸易争议的原因及影响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5期。

[53]张睿壮、刘丰：“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的对美交往”，《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2期。

[54]文斌：“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探究”，《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李星：“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和方向——邓小平论中美关系”《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尉伟：“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浅析——以中美关系处理为例”， 《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8期；孙丽琴：“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学理论》2010年 32期等。另外还有两篇硕士论文：刘一舟：“邓小平对美国外交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中共党史专业硕士论文；乔昕：“邓小平的美国观初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1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论文。

[55]比如俞正樑：“创新竞争:中美推进合作势头的关键——超越地缘政治的另一种思考”，《国际展望》2011年第2期。朱锋：“首脑会晤能否消解中美误读?”，《人民论坛》2011年第4期；袁征：“中美关系的下一个十年”，《人民论坛》2011年第6期；张智新：“胡锦涛访美之后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学习月刊》2011年第7期；刘卿：“登高望远 开启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求是》2011年 06期。

[56]石俊杰编《分歧与协调：英美对华政策比较研究（1949-1969）》，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潘一宁：《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抗：越南战争的国际关系史（1949-1973）》，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刘子奎：《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版；朱明权编：《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王成至：《跨越雷区的握手：1969-1972年中美缓和进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57]陈才俊：“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与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

[58]崔志海：“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59]邹朝春：“中美间克门案的交涉与两国舆情反应”，《民国档案》2011年第2期。 

[60]吴景平：“蒋介石与战时美国对华财经援助”，《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61]曹嘉涵：“宋子文、中国银行与战时美国租借援助的接洽”，《史学月刊》2011年第10期。

[62]杜继东：“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63]王金强：“二战后美国对西藏政策的调整——从约翰逊到尼克松”，《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除此之外，关于西藏问题，还可参阅胡岩：“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 第1期。

[64]分别参见戚尔达：“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初步骤——以1969年～1972年为中心的考察”，《理论界》2010年第11期；李潜虞：“试论影响中美缓和进程的中方因素”，《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4期；赵明昊：“中美关系缓和背景下的彭明敏事件”，《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张涛：“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美社会文化交流中的孔子元素”，《思想战线》2011年第1期。

[65]蔡洁、陈军亚：“中美贸易发展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66]这三篇文章包括王缉思、程春华：“西风瘦马，还是北天雄鹰？——美国兴衰再评估”；陈宝森：“后金融危机的美国：复兴乎？衰落乎？”；黄平等：“美国的力量变化：十年来的一些轨迹”。参见黄平、倪峰主编：《美国蓝皮书　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67]在此仅举一列：两名年轻人运用“前景理论”的分析框架，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进行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参见徐振伟、韩珊珊：“美国对台军售———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