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后世被尊为圣人，享有至上的尊荣，然而在其所生活的时代，他却是处处碰壁，甚至发出了“知我者其天乎”的感慨。《论语》一书比较集中地记录了很多弟子、时人对孔子的评价，这些评价既有肯定性的，又有否定性的。在这里，我们想特别提及那些对孔子持否定态度的隐士的议论和评价。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隐士都是孔子的知己，他们的看法往往能够为我们提供另一种解读孔子的角度。如楚狂接舆劝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长沮、桀溺也认为天下不可为。在这些否定性的评价当中，有一则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

　　这个晨门，一般被认为是个隐士。他与《论语》中其他的隐士都是勇于避世、果于忘世的知其不可而已者、知其不可而不为者。晨门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显然和其他隐士对孔子的评价是一致的，即“意非孔子不能隐遁辟世”，认为当时的天下已无可救药，而孔子却“固执”地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但相比较而言，晨门的辞气缓而不迫，其所养又有过于长沮、桀溺、荷蓧丈人、荷蒉者与楚狂接舆等。他的评价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一些讥诮的意味，是对孔子的否定，但对孔子的认识却十分深刻，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孔子一生的主流精神，即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和奋斗精神，又具有悲剧美的意蕴。孔子编订六经、广收门徒、周游列国，为的是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即以三代圣王（尧、舜、禹）与文武（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时代为代表的理想社会。而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他的政治主张并不为各国当政者所采纳，因此这只能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伟业。但孔子并没有放弃，靠的就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孔子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原因之一也正是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