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旭东(1965- )，男，浙江桐庐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本土人类学需要面对个体自觉的文化转型而有所重新建构。这种建构的基础在于米娜对本土文化的问题意识的提出以及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的人类学文化处境的直观把握。可以从本文所提出的“三观六维”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本土人类学的解释架构，以此为基础而可能有人类学视野的新拓展。

　　关键词：个体自觉；问题意识；本土人类学；三观六维；文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4)04-0007-09

　　今日的中国人类学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在个体自觉的层次上做一种文化观念上的彻底转变。如果文化不再是以往那种有着清晰边界的存在，它的内涵也不再是相互有机而成一体的，同时当下世界造就的文化的碎片化，它在促进不同文化场景中各种文化元素的快速流转与相互借用，那么，如果是面对上述这样一种文化的格局，曾经是以“有封地的原始文化研究者”而自居的人类学家，未来该如何去加以应对呢？当本土的社会也在大踏步地进入到了快速的规划发展的现代性轨道中，它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现代之时，作为西方中心的自我与作为落后且野蛮的他者之间的区分该做怎样的修正呢？而更进一步，作为一个母语并非是英语的人类学家，如果其脑中的大部分的概念绝大多数都是借用自英语或欧洲的语言，且经由二道手翻译到他自己所从事研究的文化场域之中，那在面对他所研究的本土人及其文化，他的文化词典是否真的够用呢？如果是完全的不够用，那么他在实地的研究中又将去做何反应呢？这些问题便是我这篇文章最想要去解决的。

　　一、文化与他者

　　人类学尽管曾经是以他者的关怀为自己最崇高的目标，但西方人类学眼中的他者，何曾不是指代我们这些身处西方以外世界里的“各色人等”呢？换言之，我们即便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抑或留洋归来的人类学学者，在西方人类学家的眼中，也都不过是他们所清晰界定的他者中的一员而已。再换言之，作为一位非西方世界背景的人类学家，他所受西学的教育，涵盖的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即西方世界，在这个区域之中，所有的知识的追求都可以用某种学科来加以分类，因此而有哲学、宗教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分野，而在这个被统称为“西方”的区域之外，却都不再是以学科来进行区分了，而是被西方的学术分类巧妙地冠之以“区域研究”的区域之学，比如亚洲之学、中东之学、非洲之学、美洲之学，乃至于最近似乎依旧兴盛的中国之学或汉学等等，而作为有着人类学学科训练的研究者，他实际上没有什么言说他者的天赋的权利，他只能要么是想当然地把自己的人民专门抽离出来使其成为西方人眼中他者的他者，至少样子看上去俨然是一个他者的模样，比如在中国学的区域研究中，可能就会包含中国的乡村研究，还可能包括少数民族的研究，至少这些地方以及那里的人民在样貌上大不同于人类学家所忧心忡忡的已经“标准化”了的西方文化。①再要么就是径直装扮成是西方人的样子，语言上标准的英语，阅读和引注的绝大部分都是西方的文献，专门做一个外皮金黄内心洁白的香蕉人，并以此作为一种无须怀疑的象征资本而去染指西方人类学传统曾经界定清楚的所谓他者的领地，而描述这个世界的语言，从概念到陈述，乃至于其背后的思考逻辑，也都不过是那种西方人借助18世纪或更早就已经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开拓而发展起来的那一整套前后首尾连贯的语言和表述。而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所有非西方的人类学家所共同面临的学术生存的处境，并且很多时候都借用“科学无国界”的正统腔调，使得对此一处境展开具有反思性的观念重构的学术实践受到了极大的抑制。今天，随着多元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开始重新去思考这样的一种学术的处境背后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可以这样说，一位受过西方人类学完整训练但母语并非属于西方社会的研究者，他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是自我分裂为内与外两个部分的，其中一部分是对内部世界的他者想象，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对外部世界的他者想象。而我们自己作为西方以外的人类学者，却又从骨子里实实在在的是西方人眼中的他者，因此这些人类学者，当然是指有着西方世界以外文化背景的人类学家，他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处境就会变得极为令人困惑，特别是在他们逐渐从学术模仿式的留学生心态转变成为一个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从事独立的探索式的研究之时，这种认同的困境就会倍加突出。在这个从学术的模仿到自觉脱离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真正从先验理性上去厘清他者观念的先验存在，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借用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去从事各种的田野实践以及资料的搜集整理，耗尽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却又不加反思性地以对他们眼中真实现象的不断书写去充塞进跟西方世界有着一样名称内容的概念和框架的讨论中去，这中间可能有的自觉的反思和扬弃，要么变得是无暇顾及，要么就是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意识出现，到头来所书所写，确实可以见到那份田野民族志的功夫，却不见有个性和文化切近性的民族志的呈现，即便有一些不乏独具匠心的洞见，亦不为西方世界所接纳，最有贡献者亦不过是西方世界本土的人类学家更多想了解的那些体现出他们眼中实践理性的那些资料不断堆积起来的书写而已。

　　但这样的做法，就像有了一种身心束缚的学术领域的奴隶一样，他们只能有一种从事单调乏味的辛苦田野工作的本分，而没有任何的自由阐发对人所构成的社会及其精神文化的奇思妙想的那种创造性的可能。因此，随着更多从西方复制来的或者翻译出来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被人类学家视为至宝的田野资料乃至于一本本厚厚的民族志得以产生，但它所能证明的也只在于是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概念其在西方以外的他者文化中的应用所产生的实践理想的丰硕成果，却不可能从康德所自负的那种“纯粹理性”或从科学认识的逻辑上去对此一西方以外世界的所作所为给出一种独具特色的证明。这种“独具特色”在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论上就曾经是遭受到了否认，即作为一个科学的学科，它实际上应该是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条件而存在的，它只依赖于西方世界对于概念和理论的赞成或者否定。前者意味着一种理论或概念的盛行，而后者则意味着其最终要被抛弃和遗忘的命运。这是西方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并将其牢固地建立在各个学科的逻辑和理性的发展之上。知识因此而有了一种积累，并相信这种积累带来了人对于世界的理解的增加。

　　二、人类学与个体自觉

　　也许以这样的认识论反思为前提，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本土构建就变得异常的急迫与急需。因为我们所接受的概念和理论被认为是具有跨文化的普遍适用性的，但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却是纷繁复杂，没有一个既有的概念和理论可以直接被借用来去对现象加以直接的说明。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日的学术本土构建与三十几年前乃至二十几年前所倡导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概念之间还是有着极大的差别。那个时代的本土化，更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在作为整体的文化自觉思潮影响下的本土化。那时，一些从海外西方世界学成归国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他们回归到了本土的世界，逐渐地开展实地的独立研究，并加上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因而不再是以他者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眼中本土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一种在文化背景差异下的文化自觉开始日益突显出来，他们甚至完全或一多半地放弃了原来背负一身的西方话语、理论以及诸多貌似合理的“洋”观念，开始从群体乃至于民族文化差异的视角上去重新创造出来具有某种本土契合性的概念乃至理论的架构，在这一点上，心理学家尤为表现强烈和突出，尽管在形式上仍旧存在西方支配的影子无法真正摆脱[1]，但这种本土心理学构建的研究努力一直坚持并在“一种心智，多种心态”的口号之下得到凝聚。[2]而那时的人类学家凭借着其天然的对于本土人的熟悉以及语汇搜集上的切近本土语汇优势的知识发现的逻辑，因此未能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热闹非凡、轰轰烈烈的本土化的运动中来。②但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使自身学科在整体社会科学中的边缘化，即在不断地制造一个个他者的文本的同时，也在强化这一社会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隔阂。这一代的人类学家依旧是把时空坐落下的共同体作为自己关注的核心，并静态、僵化且孤立地去看待一种本土文化的存续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