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水雄，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电子邮箱：xiongshui@ruc.edu.cn。　　　

　　正如电视广播等传播技术会带来演艺人员人力资本市场价格的巨大变化一样，互联网也会带来一系列资产价格的变化，甚至常常会将原本认为是“非资产”的东西“资产化”、“资本化”，形成“红利”。当然，互联网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演艺人员的人力资本(尽管演艺人员受其影响非常之大，如果不是最大的话)，同时还涉及许多其他社会成员的其他资本、资产或“非资产”。关于这一点，人们是有直观的经验感受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热情地拥抱“互联网+”，也不会有那么多淘宝村的繁荣了。但是，互联网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或者“网络红利”的逻辑机制，很少有人说得清楚明白，直到我们看到邱泽奇等人所写的《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秘密》(邱泽奇等，2016)这篇文章(下面简称《红利差异》)。

　　《红利差异》一文提出了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如何形成巨大影响的基本框架，有助于对未来的相关考察指明方向，甚至能对互联网背景下的个人和企业具体的经济社会实践提供指导作用。当然，也需要特别指明的是，互联网所能带来的帕累托改进，或者说互联网的红利逻辑，并非总能毫无摩擦地实现；“乘数效应”导向的结果并不是对所有资产都有利。“网络红利”的达成是需要以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满足为基础的，换句话说，缺乏这种条件，“网络红利”可能会是一场泡影。甚至形成“网络红利”的同样的路径和逻辑机制也并非不会带来意外后果——不限于文章已经关注的“互联网红利差异”这样的后果，可能还涉及“资产”和“非资产”的剥夺，乃至人类生活上的新困境与新灾难。

　　一 主要的逻辑

　　在基本表述中，《红利差异》一文存在“资产—市场进入机会获得—资本—红利—红利差异”这样一个逻辑链条。“资产”包括世界各地的穷人所掌握的“各式各类的、各种形态的资产，从劳动力到物质资产如房屋、土地、自然资源”①。“红利差异”被界定为：“不同人群、地区、甚至城乡之间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的差异。”不难发现，从“资产”到“红利差异”无疑是包含了比较长的逻辑链条的。

　　在这一逻辑链条中，“市场进入机会获得”是《红利差异》一文所重点关注的环节。作者借用了索托有关资本的概念。索托(2001：24)强调过“表述所有权和创造资本的过程”(或者说权利的凭证化)对于资本的重要性。“市场进入机会获得”无疑是“创造资本的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盘活“僵化”的资产，令其转化为资本。具体与互联网相联系，“市场进入机会获得”的核心概念是连通性(邱泽奇等，2015)。在作者看来，互联网只不过是“连通性”的一种表达形态。从直觉来看，连通性对“市场进入机会获得”有所助益，“互联网红利”因此可以界定为是“把地域产品声誉、产品规格、配送配置，以及定价策略等在互联网技术应用中组合起来”而“产生的超额收益”。

　　正是围绕“市场进入机会获得”，论文提出了“互联网资本”框架。互联网资本“一方面实现了对可转化资产种类和规模的扩展；另一方面，经由连通性提高了资产的资本化程度，即提高了转化率，进而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不同于既往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