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已呈现出原有增长动力显著减弱的态势，如若应对不力将面临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具体表现为“制度体制陷阱”、“社会危机陷阱”、“技术创新陷阱”、“国际收支失衡陷阱”和“生态陷阱”等五个方面的现实挑

　　经过35年波澜壮阔的极不平凡的改革开放历程，我国经济获得了年均9%－10%的快速增长，至2013年，我国GDP总量达到56.88万亿元，人均GDP达到约68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和突破。

　　但是，展望自2014年至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新35年，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已呈现出原有增长动力显著减弱的态势，如若应对不力在相当程度上将面临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具体表现为面临“制度体制陷阱”、“社会危机陷阱”、“技术创新陷阱”、“国际收支失衡陷阱”和“生态陷阱”五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亟须通过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架设改革创新之桥，才能实现我国现代化征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

　　跌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改革开放成果已遭遇新的发展瓶颈

　　1.家庭联产承包制已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这一农村的基本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自发创造，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小农经济发展规律，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开始显现并制约了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制将农民局限在自己所承包的土地上，对属于公共部分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投入明显不足，农业信息化发展严重滞后；另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土地使用权形成了分割，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的发展。

　　2.向市场化转型尚不彻底，政府作用也亟须更好地界定。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明确了我国改革的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系列改革的成果是，通过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通过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中观运行机制，使资源配置方式转到市场主导的基础上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架构。这一时期，政府借助国有企业直接介入和干预经济活动，在资源紧缺的环境下达到了集中力气办大事的效果，对经济发挥了较强的拉动作用，但也抑制了市场竞争，压抑了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

　　3. 加入WTO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但对促进国内服务业作用有限。2001年加入WTO并参与全球资源再配置，延续和放大了我国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红利。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与市场空间的放大双重因素叠加，使得我国在工业制成品领域大规模生产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贸易的发展。

　　但我国服务贸易无论在数量、增速和全球排位上，都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据商务部统计数据，从2002年到2013年，我国货物出口从3256亿美元跃升至22100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一；服务贸易出口394亿美元跃升至2106亿美元。服务贸易发展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原因一方面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WTO主要基于传统的贸易形态，对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较低有关。近年TPP、TTIP、TiSA等新型贸易规则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出WTO所存在的不足。

　　(二)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劳动力、资本(包括资金、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要素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当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人均产出增长速度只取决于技术进步。过去我国长期依赖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如今劳动力、资金和环境成本已经进入上升通道，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向技术进步势在必行。

　　1.“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是指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已经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难以逆转。近年农民工工资的逐年上涨，“民工荒”现象不断出现正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性表现。另一方面，我国15岁－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2012年首次下降，当年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也减少了345万人。劳动力的负增长会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红利”转为“负债”。

　　2.金融市场环境发生改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显著上升。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形成对经济总产出的贡献率超过其他要素，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支撑持续和大规模资本投入的原因是我国的高储蓄率和管制下的低利率。如今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和老龄人口比例的升高将降低储蓄率，资金供给面临下滑压力；另一方面，获得廉价资金的制度环境发生改变，利率市场化已进入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收官阶段。近期货币基金、理财产品的高收益率从一个侧面提前反映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后的融资环境。如果仍然维持原来粗放的资金要素投入方式，资金边际报酬率将递减至资金成本边界，从而使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3.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日益突出，产业结构亟须转型升级。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资源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我国是世界上水泥、钢铁等资源消耗的第一大国，但重要的资源、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如铁矿石、铜矿和原油等的对外依存度均已超过50%且仍在上升。与此同时，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大面积的雾霾天气、沙尘天气及水污染等意味着环境资源已被透支利用，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