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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含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及其原因分析
2018年03月23日 17: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4期 作者:谢立中 字号
关键词:发展;含义;分析

内容摘要:摘要:尽管在“发展”的理念上人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迄今为止在实际的“发展”实践中“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模式在世界各国依然大行其道。“发展”理念的图新与“发展”实践的循旧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导致这种矛盾的原因有四: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机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使然,二是和GDP一类的发展评价指标相比各种其他的综合性发展评价指数都存在着一些长期难以克服的局限,三是“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本身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四是“基本需要满足战略”等发展战略本身在操作化层面具有自己的局限。

关键词:发展;含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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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尽管在“发展”的理念上人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迄今为止在实际的“发展”实践中“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模式在世界各国依然大行其道。“发展”理念的图新与“发展”实践的循旧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导致这种矛盾的原因有四: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机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使然,二是和GDP一类的发展评价指标相比各种其他的综合性发展评价指数都存在着一些长期难以克服的局限,三是“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本身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四是“基本需要满足战略”等发展战略本身在操作化层面具有自己的局限。 

  “发展”是包括“发展社会学”在内的所有发展研究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但是,什么才是这个概念最真实的含义?多年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曾经展开过深入的反思,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发展”研究初期相比,今天的人们在发展的理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吊诡的是,迄今为止,这种理念上的转变却并没有对现实中的发展实践产生实际的重要影响,发展的实践模式基本上依然如故。“发展”理念的图新与“发展”实践的循旧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这一困境及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做一个初步的描述和分析。

  所谓“发展社会学”其实是更广义的“发展”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发展”研究,不是在哲学意义上对一般事物的“发展”进行研究,也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进行研究,而是对20世纪中期特定世界历史情境下建构出来的、具有特定含义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这个特定含义的“发展”过程,其最初的含义就是“经济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展”开始成为世界各国理论和实践(首先是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凭借着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恢复了元气,重新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但对于数量更为广大的亚非拉“落后”国家来说,“发展”却似乎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远景。怎样使这些范围更为广泛的“落后”国家逐渐“发展”起来,不仅成为这些“落后”国家政府、学者和企业家等思考的主要问题,而且同样也成为美国一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学者和企业家等关注的重要问题。后者之所以也对广大“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给予重视和关注,正如美国学者埃斯科瓦尔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后者的持续“发展”其实与广大“落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息息相关。[①] 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研究开始成为一股世界性的趋势或潮流。

  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是最初开始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们的基本思想。这一含义上的“发展”概念及其学说又包括两种略有不同的亚类型。第一种亚类型的基本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同时将研究的关注点也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第二种亚类型的基本特征则可以概括为: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但研究的关注点并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关注和涉及经济因素与各种非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上述第一种亚类型的学者可以举罗斯托等人为主要代表。参照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概括,这一类发展学说的主要特点及观点可以表述为:“把发展过程看作是所有国家必须经历的一系列连续阶段。该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适量的储蓄、投资和外援额度是使第三世界国家沿着较发达国家历史上走过的经济增长道路前进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样,发展就和迅速的、总的经济增长的意思一致起来了。”[②]对于持这类观点的发展研究学者来说,发展研究几乎就等于发展经济学研究。至于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研究在“发展”研究中基本上没有存在的空间。不仅如此,经济增长也被狭义地理解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这样,“发展”研究就被进一步地与GDP增长的过程研究等同起来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即“GDP增长理论”),如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③]哈罗德和多马等人的经济增长模型[④] 等,也就成为发展研究初期最主要也最有影响的理论成果。

  上述第二种亚类型的学者则可以举刘易斯、钱纳里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⑤] 以及帕森斯、列维、英格尔斯、亨廷顿[⑥]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等社会科学家们为例。这一类学者的基本思想特征是意识到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里的事情,发展还涉及社会结构、政治体系和文化传统等诸多领域的变革。这一亚类型的发展学说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从帕森斯等人的社会学理论中引申、演化出来的“现代化理论”为引导,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结构—制度变迁的结果,而非单纯资本积累或技术演进的结果。现代经济增长必须以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为前提。没有这种转变,现代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那些资本或技术条件也就难以具备,现代经济增长也就困难重重。因此,发展研究不能仅仅只关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一类的纯经济因素,而必须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更广大的范围,探索各种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谓“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非经济领域的“发展”研究,只有在这一类学者当中才会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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