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隋智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董亮，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方中秀，华中师范大学。

　　【内容提要】在我国社会的转型背景下，乞丐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其中大量职业乞丐的存在严重扭曲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本文分析了施舍者与乞丐之间信息不对称时各种类型乞丐对社会福利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的结果指出，信息不对称时，不同乞丐之间的比例会收敛至一种均衡状态，虽然职业乞丐的存在会使原生乞丐的收益减少，但是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却不一定是负面的。我们对待乞丐的态度应该是理性的“漠视”，而不是非理性的“施舍”。

　　【关 键 词】信息不对称；原生乞丐；职业乞丐；社会福利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4)03-0116-009

　　一、引言

　　在我国社会的转型背景下，乞丐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所谓“乞丐”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指“生活没有着落而专靠向人要饭要钱过活的人”。中国的乞丐群体最早来源于传统社会中由于天灾、流行疾病、战争等而流离失所的流民，这些流民就是“原始型”乞丐[1]。伴随着传统型城市社会的出现，特别是宋元朝以后，大量迁移的流氓逐渐形成一个社会群体，长期从事乞讨的卖艺型、残疾型、无赖型乞丐成为这一社会群体的主体，由此诞生了“职业”乞丐[2]。张云昊指出，由于乞讨性质的不同，乞丐可以分为“原生乞丐”与“职业乞丐”。[3]原生乞丐是指因自然因素或社会因素导致生存状况恶劣的贫困乞讨者和因疾病而无劳动能力的疾病乞讨者，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真乞丐”。职业乞丐是指具有一定劳动能力，专门以乞讨为职业手段和生存方式的正常健康社会成员，也就是所谓的“假乞丐”。①

　　现代的城市职业乞丐呈现出行乞组织化、方式多样化、年龄两极化、结构复杂化以及帮派犯罪化的特征，这些人不愿接受政府救助，也不愿从事正经的工作，对流浪乞讨的生活越来越专业。职业乞丐构成了城市乞丐群体的主体，徐芳和王保庆指出有80%的乞丐基本是职业乞丐。[4]大量的职业乞丐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很多职业乞丐采取虚假的言行和道具来骗取人们的同情心；再如，有的乞丐既乞讨又偷摸拐骗等，对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更有甚者，不少地方的职业乞丐出现集团化、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化的趋势，不少未成年人、残疾人受控于“幕后黑老大”，被残酷盘剥、虐待，甚至致残[5]②。“职业乞丐”更是占据着那些本应用于救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的资金与资源，使整个社会的救助效率大为下降[6]。由于职业乞丐往往是通过欺骗善良的人们获利，长此以往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漠，造成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

　　以上文献研究表明，职业乞丐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以调查材料或研究报告的形式出现，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保障等角度探讨了职业乞丐产生的原因、危害以及对策，而且大多数学者对职业乞丐持负面态度，认为该群体的存在扭曲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损害了社会福利。然而，鲜有学者运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对职业乞丐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进行具体探讨和分析。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无论是原生乞丐还是职业乞丐，导致他们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乞讨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乞讨收益。原生乞丐缺乏劳动能力，乞讨是其维持生计的唯一方法，故该类型乞丐乞讨的机会成本为零；职业乞丐具备一定劳动能力，除乞讨外还能从事其他的工作，该类人群的机会成本就是从事其他工作所能获得的最高收入。如果其乞讨收益高于机会成本，那么该类人群就有激励进行乞讨。

　　机会成本低于乞讨收益是原生乞丐出现的唯一原因，但职业乞丐的出现还有着另一个主要原因，即施舍者与被施舍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由于施舍者并不知道被施舍者的真实情况，职业乞丐就可以通过伪装成“可怜人”从而欺骗施舍者并从中获利。因此信息不对称就成为了分析“真假乞丐”问题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从社会福利角度看，乞讨行为只会造成社会财富的转移，并不会创造任何社会财富。如果乞讨行为本身不会产生任何社会成本或者外部性，那么行乞行为并不会对社会福利造成任何影响。如果该行为损害了社会福利，那就得不偿失了。因此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各种乞丐对社会福利的具体影响到底是什么？特别是职业乞丐出现后，对社会福利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吗？

　　本文运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分析信息不对称下，各种乞丐对社会福利可能造成的影响。具体分析过程是，通过不同信息背景下对施舍者以及不同乞丐行为的分析，得出这些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然后对不同信息背景下的社会福利状况并进行比较。

　　本文第二部分为模型的假定，第三部分是对不同背景下社会福利的分析，第四部分分析的是职业乞丐对原生乞丐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二、模型假设

　　假设城市中存在总量为1的居民，依据其仁慈程度α服从[0，θ]之间的均匀分布，其中0表示极度仁慈者，θ表示极度冷酷者。乞丐可怜程度由β表示且β≥0③，如果β=0表示该乞丐看上去丝毫不值得怜悯。如果居民觉得乞丐足够可怜，就会给予乞丐s单位的货币。假设居民的施舍意愿为u(α，β)，如果u(α，β)-s≥0，居民会选择施舍，反之则会选择漠视。自然给定乞丐初始可怜程度，乞丐要使自身可怜程度增加，必须付出一定的伪装成本，假设乞丐边际伪装成本为mc(α)=Aα④，其中A=a，b⑤，表示乞丐每多打动一个居民所需付出的成本。

　　图1　居民的施舍意愿

　　假设乞丐首先行动，乞丐会根据信息背景、伪装成本以及s选定自身的可怜程度β，其目的是最大化自身收益；乞丐的行动结束之后，居民会根据所有的相关信息以及自身的仁慈程度决定是否给予乞丐以施舍，所有可能的施舍行为都是同时发生。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居民的施舍意愿为u(α，β)=β-α。如图1所示，如果乞丐选择的类型为，那么居民从施舍行为所获得的效用为u(α，)。假设为u(α，)-s=0的唯一解。表示了乞丐所能打动的最为冷酷的居民。乞丐想要获得施舍就要使u(α，β)≥s，如果要获得更多的施舍，乞丐必须通过调整自己的可怜程度使该曲线向右水平移动。但这种移动不是无止境的，当乞丐使u(α，β)曲线向右平移到u(α，θ+s)时，刚好能打动城市中最冷酷的居民，继续提升可怜程度不会使自身收益有任何增加，故定义β∈[s，θ+s]为乞丐的“有效乞讨区间”。

　　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由于乞讨行为本身不会创造社会财富，因此乞丐只应获得与其真实可怜程度相符合的收益，任何为了增加其收益所产生的成本都被视为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职业乞丐对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害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原生乞丐和职业乞丐最大不同在于他们的机会成本不同。假定原生乞丐乞讨的机会成本为零；职业乞丐乞讨的机会成本为m(m＞0)。m也表示了职业乞丐可能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如果职业乞丐选择乞讨，那么其机会成本就是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第二，职业乞丐若要获得人们的同情，必然要对自己进行伪装，其伪装成本也是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第三，职业乞丐对原生乞丐合理收益的损害。原生乞丐的合理收益是指原生乞丐披露其真实类型时获得的乞讨收益，如果职业乞丐出现后导致该收益减少，那么减少的部分也将被视为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因为职业乞丐损害了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