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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研究进入整合阶段
2017年03月21日 09: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邓淑苹 字号

内容摘要:研究红山玉雕必先通晓红山文化,而《红山文化研究》正是大家欲了解红山文化必读的一本“整合分析资料,提出创见的力作”。

关键词:红山文化;研究;玉器;遗址;玉雕

作者简介:

  《红山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是刘国祥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全面系统收集、分析红山文化考古发掘资料,并结合亲身25年的田野考古实践而完成的一部考古学力作,分上、下两册,共150万字。他在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同时,能够完成如此优秀的专著,实在令人佩服。笔者身为以古玉研究为专业的博物馆员,从这套书中也是受益匪浅。

  从该书序文中得知,作者原本的论文题目是《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研究》,但其导师王巍研究员建议他以红山文化为专题进行深入研究,重点探索红山文化在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及对中国文明起源总体进程的影响。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积累和研究现状看,确实需要一部整合红山文化全部文化分期、分区、类型、年代,深入探索红山文化遗址的聚落形态、社会结构,并能扩及红山与其他文化关系的综合著作。

  全面展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分布范围甚广,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的赤峰、通辽及邻近的吉林省西南部、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从自然地理观之,这一区域地处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也许正因地处这四通八达的位置,多方文化会师激荡,才发展出在五千年后还令人惊叹神往的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研究》不但对庞杂的考古资料作了清晰的梳理与组织,对学术史的发展也作了深入探索,充分借鉴和吸纳红山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如书中引述郭大顺先生于2002年提出的“东北文化区”观点,论证辽西地区不是边远文化区,也不是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次生文化,而是在中华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一个文化区。

  红山文化发现得早,遗址量大,但各遗址考古发掘研究的进程落差甚大。有的遗址(如牛河梁)已有完整周详的考古报告;有的遗址资料多系早年采集,正式发掘做得不多。面对种种复杂情况,作者作了细致的整理,根据遗址的空间位置和文化面貌的差异性,将红山文化分为四个类型:魏家窝铺类型、牛河梁—兴隆沟类型、哈民忙哈类型、那斯台类型。

  笔者认为,称这部书为“红山文化百科全书”实不为过,几乎当前学界关心的问题,都有专门章节详述之,包括:典型遗址发掘研究、聚落考古调查研究、出土遗物(陶器、玉器、石器、人像)分项研究、经济形态研究、宗教信仰与祭祀体系研究,及最重要的红山文化与本地区及相关地区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探讨。

  通过这些分章分节的研究,作者将长达1500年的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分为早中晚三期,每期约500年。其中,红山晚期(距今5500—5000年)又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约200年,后段约300年。在结语中,作者清楚地申明:“最终确认距今53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晚段,以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的埋葬和祭祀遗存,以及兴隆沟、那斯台、哈民忙哈等不同规模的聚落遗存为代表,辽西地区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红山文明最终形成,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原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玉器研究前景广阔

  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是笔者数十年来关注的课题之一,但如前所言,有的红山文化遗址资料丰富,研究报告翔实;但有的遗址则如雾里看花,甚至连文化定位亦不明。因此,《红山文化研究》的出版,对古玉研究工作者意义甚大。笔者过去只敢定位为“红山系玉器”的,如玉斧、“C形龙”,此番已可被正式定为“红山文化玉器”。

  此外,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出现的玉器器类,如猪龙、勾云形佩、带齿动物面纹玉饰、玉鸟、玉鸮、玉凤、玉人、玉龟、玉蚕等,可能的年代上限只能定为距今5300年。而早于晚期晚段即已出现于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冢的玉器,只有玉环、斜口筒形器两类,其年代上限则可达距今5500年。

  牛河梁积石冢出土了许多雕琢有半写实、半抽象动物母题的可供佩戴的玉器,充分说明史前东北地区盛行“动物精灵崇拜”,巫觋地位高。不过,牛河梁未曾出土玉质斧钺,只出土过两件有穿孔的石钺。哈民忙哈遗址出土过一件带两个穿孔的玉斧钺,长23.2厘米。在赤峰地区的敖汉旗、翁牛特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调查征集到多件无穿孔的玉斧钺,其刃部多有使用伤缺。这一差异不禁令我们产生疑问:红山文化哈民忙哈类型、那斯台类型先民的玉礼制,是否与牛河梁—兴隆沟类型的玉礼制不同?其原因何在?

  红山文化中的“C形龙”与“猪龙”虽然都是具“胚胎”含意的非写实动物母题玉雕,但显然它们具有不同的造型理念。事实上,红山文化在沉寂千余年后,文化底蕴并未消逝,曾在商晚期有过一次复兴。《红山文化研究》在探索红山文化社会性质时认为:“红山文化玉器多为墓主人生前举行仪式活动和宗教典礼的用具或法器,被赋予贯通天地、祭祀神灵和祖灵媒介的功能。”在引述了张光直先生论及的从春秋时的楚昭王与观射父对话内容,推测楚国的巫术制度可上溯至殷商后,作者进一步推测:“如果追溯殷商巫术制度之源头,牛河梁遗址的发掘成果可以作为重要线索。”

  这一推测是非常有道理的。2013年,笔者在拙文《红山系玉器研究的再思》中已提出过同样的概念。因为妇好墓中出土过许多“胚胎式玉雕”,《殷墟妇好墓》将之分为“卷体龙”与“兽形玦”。前者多为张口有齿、长角、背脊有齿棱、尾多卷成勾状,带有较浓厚的爬虫类风味;后者多为闭嘴、有耳、背脊顺滑、尾端呈粗钝内收状,显然是模仿哺乳类动物的胚胎。对比可知,殷墟的“卷体龙”与“兽形玦”,应分别是红山文化“C形龙”与“猪龙”观念的再现。

  近年来,辽西红山文化与长江下游巢湖流域的凌家滩文化,其玉雕母题的相似性已引起多位学者的兴趣。笔者曾全面对比过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在同一母题玉雕上的细部差异。凌家滩玉雕制作技术比较原始朴拙,多将玉料切作背面留有凹凸线切割痕的厚片,再切割出外轮廓,最后以宽阴线雕琢出纹饰,只有一件玉鸟用推磨法雕出不太规整的凸弦纹。但是,红山玉雕不但出现厚薄均匀的片雕,纯熟的阴线刻纹,更擅长以推磨琢出瓦沟纹、凸弦纹等。其成品的艺术感令人惊艳。

  红山文化玉器是许多博物馆的热门展品,也是目前学术界的热门研究课题。红山玉器有着极为特殊的品位,虽然铁制工具发明后,出现了精雕细镂的战国西汉玉器,在古玉市场上创下天价,但其仍难以与散发神秘气息、极具动人心弦魅力的红山玉雕相比。研究红山玉雕必先通晓红山文化,而《红山文化研究》正是大家欲了解红山文化必读的一本“整合分析资料,提出创见的力作”。

  (作者单位: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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