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朱明 校/黎文

　　僧侣、贵族、手工业者、公证人……，所有这些城市人物都属于城市共同体，这是一个当地的网络。共同体或是在城墙之内，或是在城墙之外获得官方承认的地位，这就是“大学”（universitas）。

　　13世纪中叶时，人们为了宗教、商业、政治的目的要经常旅行。即使有时候仍然需要依靠基本的交通工具和初级的天文学、数学概念，但是航海技术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崛起中的中产阶级依靠贸易积累起大笔财富，他们集中居住在城市。城市里也出现了文化生活，甚至产生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方式。为了理解导致这一结果的复杂过程，有必要关注传统领域出现的变化（既有的权位直到那时还把持着知识的垄断专有），同时也要关注创新及其影响。　　

　　教会世界

　　进入11世纪以后，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大修道院（abbey）才会在城市中出现。它们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过于喧闹、繁忙的生活，而且也不可能再找到一个有足够设施的房屋从事隆重的宗教活动。此外，克莱沃的贝尔纳（Bernard ofClairvaux）曾对城市大加挞伐，批评它充斥着贪欲，而极力讴歌充满乌托邦精神的修院生活。城市革命（在13世纪达到顶峰）使得大修道院的遁世生活无法再持续下去。12世纪时，僧侣们才再次回到城市。托钵修士们，如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来到城市，并在城市居住下来，这不仅仅是新的宗教信仰定位所导出的一个自然结果。使这些修会率先具有真正的“城市”特征的，是他们拥有的坚守贫穷的信念，与领地组织作别——正是这些领地在封建经济的框架内支撑着僧侣生活。而且，这些修会在增强市民精神纽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市民对他们的家乡产生了一种归属感。修士们通过制作时祷书、建设城市景观、塑造虔诚形象，在场所、认同和象征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联系。

　　多明我会士首选居住在人口至少为5000人的大城市，方济各会士则也会选择小城市居住。根据其重要程度，这些城市会拥有一到三处托钵僧院（monastery），有的多达四处，甚至可以根据所拥有僧院的数量来为一个城市确立其等级。教廷要求一处托钵僧院和其他修会的修道院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以免产生竞争，而且可以通过一张由宗教建筑构成的网络将大城市包围起来。由于这样的宗教决定，僧院通常成为城市区域的中心。

　　至于僧侣对知识的垄断方面所出现的变化，重要的是理解僧院的所在地是什么样的环境，其在知识生产方面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从大修道院占主导地位，如孤岛一般远离城市人群的隐修生活，到托钵僧院逐渐分散，完全融入城市生活这种转变。

　　尽管文化上越来越世俗化，最终改变了“有学问”的含义，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学术环境仍由宗教机构掌控。尽管在12和13世纪时，大修道院里抄写经文的缮写室（scriptoria）逐渐不再是一个排他性的文化网络，但仍保持了其重要性——不再仅作为珍藏传统的独特宝库，而是作为知识生产的实验室，有时也生产特殊性质的知识。

　　一个相关的例子就是由德国僧侣狄奥菲鲁斯（Theophilus，活跃于12世纪初）所写的文章《论各种技艺》（Dediversisartibus），可以被视作中世纪第一篇关于技术的论文。这里分析的例子具有特殊性质，为便于理解，有必要强调大修道院的小环境的多面性。通常而言，可以说，尽管不同的修会各具特色，但大修道院的团体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群体，通过拥有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将自身与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而且在这个组织中，圣言（与书写）是关键的联系纽带。神圣的话语充斥着隐修生活，将僧侣们改造成为“咕咕哝哝的群体”，他们没完没了地思考圣言，以至于为日常之需发明、分类了一套无声的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Goff）所说，“长于圣言的专家们占据了僧院社会的顶端”。不仅如此，在13世纪，在整个文本生产世界的大转型之初，缮写室的学者们被赋予了一个新角色。一个文本的作者不再是其他人作品的汇编者和评注者，或仅是一个抄写人，他们成为一名学者，其作品具有原创性。之所以对这些看似不重要的方面加以强调，是因为当时的知识主要还是书本上的：“（知识）不仅被记载在书本上，且主要是在书本上展开的。”(J.Murdoch)

　　而且，修道院生活与外部世界的隔离（即便在克吕尼这样的修道院[ClunyAbbey，曾在10世纪意图恢复严格禁欲的隐修生活——编注]，感官也会被做礼拜的行头所刺激）会导致一种由隐修理念所规定的，对自然感知活动的重新调整：“剥夺对修道院以外世界的感知后，新僧侣会被制度塑造出一种新的品格。”(A.D’Haenens)那么，不管这是一种对修道生活的“唯美”理想化，如克吕尼修士那样，还是一种严格限制僧侣感官生活的极度精神化，如西多会修士那样，毫无疑问，这种制度从僧侣的见习期开始，就为其提供了一种有结构、有连贯性的“整体化”，其“通过人际关系和对权威模式的吸收来完成，而服从是其中的重中之重。”(A.D’Haenens)

　　因此，一方面，这是因为完全浸润于圣言，这一沉浸的最极端也是最有价值的表现，就在缮写室的活动中，尤其是随着经院主义的到来和新的作者观念的产生；而在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被或是更“保守”或是更“进步”的修会在制度上组织起来的感官生活。一名在缮写室工作的僧侣是通过他所属修道院的体制所提供的视角，来了解这个世界的；这不仅是指，感性知识的谬误构成了这些博学之士著名的退守，且甚至在身体经验这一层面上来说，感官体验即便没有因为心灵目的而遭摒除，它也总会成为一种精神化的肉体经验。换言之，肉体经验的不完美意味着向神性完美的迈近。即使在生产知识客体，或进一步而言，在生产像地图这样的工具——它们应当是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修道院环境的封闭特征也仍然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