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日本政府所属相关机构一直在全国范围内片面宣传日本民众是战争的受害者，完全否认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责任，这样的宣传显然为日本政府部分官员否认战争罪责的言论与行径培养了“民意”，助长了其否认战争罪责的“勇气”。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凸显出来的日本否定战争罪责的认识和行为，业已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近年来，日本政府部分官员周期性地对反省战争罪责的“三大历史谈话”进行否定，正如《朝日新闻》驻德国柏林支局前局长松井健所言，“事实上已经损害了谢罪的意义”。同时，日本政府所属相关机构，如和平祈念展示资料馆通过《遥远的红色夕阳》等宣传资料一直在全国范围内片面宣传日本民众是战争的受害者，完全否认日本作为加害者的罪责。这样的宣传显然为日本政府部分官员否认战争罪责的言论与行径培养了“民意”，助长了其否认战争罪责的“勇气”。

　　和平祈念展示资料馆：“苦难历史记忆”的展示场

　　和平祈念展示资料馆位于东京新宿住友大厦48层，于2000年11月起向民众免费开放，目前由日本总务省直接管理。该馆常设的展示主题为所谓的三个“苦难”，即“军人”、“战后被强制扣留人员”、“海外归国人员”三个群体在二战中及战后初期经历的“苦难”。该馆通过实物资料、画报、影像资料、立体模型等形式，向没有战争体验的日本民众展示与宣传这些“苦难”，以加深他们的“理解”。

　　该馆展示面积为600平方米，约有33000件馆藏资料，馆藏图书有12000册左右。为了便于没有战争体验的人理解上述“苦难”，该馆每月举行一次讲解会，在节假日期间还通过放映相关电影、对常设展览进行解说等方式加强宣传力度。此外，为充分利用展示资料，让这些所谓的“苦难”更加广为人知，该馆在日本各地积极举办展示会、论坛等馆外活动。截至2015年3月，该馆先后在东京、横滨、冲绳、神户、长崎、札幌、名古屋等地举行了30次“和平祈念展”，足迹几乎遍及整个日本，还先后在东京和神户举办了6次“和平祈念论坛”。

　　该馆与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长崎原爆资料馆、冲绳县和平祈念资料馆等性质大体相同，都是以“和平”之名反对战争。然而，和平祈念展示资料馆更多地强调那些所谓的“苦难”，强化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意识，掩盖其作为加害者给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真正受害者带来的苦难。由于该馆由日本总务省直接管理，其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充分体现了日本官方的历史认知，从一个侧面反映和验证了日本官方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这种认识通过该馆的展示与宣传必将潜移默化地被没有战争体验的日本民众接受，使其对战争责任产生片面认识，最终成为支持日本部分政客否认战争罪责的“民意”。

　　《遥远的红色夕阳》：“受害意识”的宣传册

　　《遥远的红色夕阳》是和平祈念展示资料馆免费发放的宣传资料之一，也是可在该馆官方网站上免费浏览的两本电子漫画书之一。该书取材于一位“海外归国人员”木泽的夫人玲子去世后留下的三本手记，以漫画形式描绘了木泽及家人作为移民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生活时、在战争结束后归国的过程中以及归国后经历的种种“苦难”。这些漫画由战前曾在“满洲”生活过的日本著名漫画家森田拳次绘制，自2006年出版发行以来几乎每年都重新印刷。

　　该书描绘的曾移民“满洲”的木泽一家经历的“苦难”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满洲”生活和劳作的辛苦。“满洲”的冬天“平均温度达零下20、30摄氏度，超过零下40摄氏度的日子也并不少见，土地的冻土层大概有60厘米左右，在户外呼出的气体瞬间化为冰粒”，这给木泽一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春忙时节，“干不惯农活”的木泽夫人也一直劳作到天黑。木泽夫人在长女“早苗出生的当天”还在劳作，在长男“大助出生的第三天”就开始干农活。在木泽因需要警戒“匪贼”而作为夜警值班的夜晚，木泽夫人“直到天明也无法入睡”。1945年8月，木泽被征兵入伍，木泽夫人不得不一个人独自从事劳作。第二部分是日本战败后木泽夫人和孩子在归国过程中经历的“苦难”。途中，包括木泽的长女早苗、次女聪子在内的许多人因“营养不足”、“缺乏药品”等原因死去，还有人因在火车停车时离开火车被落下而“等待悲惨的命运”，或因乘坐的是“没有围挡的”火车而在途中跌落；其间，他们还受到了“极尽粗野之能事”的苏联军人的残暴对待，“手无寸铁”的日本移民击退了“匪贼”的袭击。第三部分是战败后作为军人的木泽被扣留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时经历的“苦难”，以及他归国后找工作时因这样的经历而遭受的“苦难”。木泽战败后被扣留在西伯利亚的煤矿强制劳动，其间，许多日本人死去，木泽“在严寒之地挣扎着活下来，终得生还”。木泽夫人和孩子归国三年后，木泽才回到家中。当恢复精力的木泽希望通过朋友、熟人找工作时，因有过被扣留在西伯利亚的经历而遭到“冷淡对待”。

　　《遥远的红色夕阳》与日本诸多著作一样，选择性地描绘了日本人的“被害”体验。日本移民虽然也是日本侵华政策的受害者，但其同样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其经历的种种“苦难”应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然而，该书将日本人单纯地描绘为受害者，对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只字不提乃至加以美化，甚至将中国人民间接地描绘为加害者。这样的描绘只能掩盖日本政府在对华侵略战争中应该承担的罪责，同时会增加日本民众对中国人民的误解，进而支持日本政府否认其战争罪责。

　　“选择性记忆”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

　　在《遥远的红色夕阳》中，木泽一家代表的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经历的“苦难”，显然无法同被日本移民霸占了土地的中国东北人民经历的苦难相比。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使中国东北人民受到了残酷剥削，生活困苦。书中木泽一家移入的“千振村”（1933年7月，日本第二批武装移民进驻现黑龙江省依兰县距永丰镇40公里的七虎力河畔的湖南营，取名“千振村”），在日本移民移入后，当地的3万多农民因此失去土地，不得不依靠租种被日本移民霸占的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为生。同时，部分失地的东北农民被迫离开家园，到生活条件更为恶劣的地区去开垦荒地，造成大量农民死亡。此外，还有部分失地农民到日本人开办的矿山中从事苦力，受到残酷剥削，生活更加悲惨，许多人甚至丧命于矿井之下。同时，书中处处暗示木泽一家等人遭受的“苦难”是由中国和苏联造成的，掩盖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才是造成这些“苦难”的真正原因。日本战败后，日本移民撤退转移途中之所以历经“苦难”，也是由日本关东军的“弃民政策”所致。

　　战后的日本政府并未深切反思民众遭受这些“苦难”的真正原因，更没有将自身作为加害者，真诚地反省战争罪责并昭示于后人。同时，亲身体验战争的日本归国军人大多对加害行为沉默不语。然而，《遥远的红色夕阳》描绘的“满洲”归国人员经历的“苦难”、战后被扣留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军人经历的“苦难”以及他们归国后找工作时因这种经历而遭遇的“苦难”等种种“被害体验”，却被日本政府反复灌输给没有战争体验的日本民众。这种单方面叙事的“被害体验”被日本民众接受并成为其对战争的认识后，势必会屏蔽来自中国等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作为被害者的声音。于是，日本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就建构了所谓的“被害神话共同体”，进一步增强了日本的受害者意识，其对战争的认识愈发表现出“选择性记忆”的特征。

　　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既包含着沉重的历史，也预示着光明的未来。承认战争罪责本身就意味着如何面对自身是加害者的问题。日本政府只有改变对战争认识的“选择性记忆”，承认其作为加害者的战争罪责并以此教育广大日本民众，才可能摆脱“战后体制”，这对日本未来如何发展与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被害国家的关系也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