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部“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牡丹亭》,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具标志性的符号之一。在汤显祖逝世40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汤显祖,是纪念包括《牡丹亭》在内的古代戏剧文化遗产,纪念汤显祖在艺术、美学、思想上的创造力和历史贡献,更是经由纪念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破解民族经典背后的文化密码,思索扬弃继承、转化创新的当代方法。 

　　今年也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围绕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比较与讨论,既提醒我们要放眼全人类的戏剧和文化遗产去认识汤显祖,认识文化跨越时空的魅力,也启发我们从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更好地传播、弘扬中华文化。 

　　用当代价值唤醒传统魅力 

　　傅 谨 

　　　　中华传统经典走进当代、走向世界,不是只有将经典通俗化这条狭路,也不是非得按西方模式进行改造。古代艺术的精致典雅,正因其在当下的稀缺而可以充实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牡丹亭》与“昆曲热” 

　　　　文艺作品如人,亦如民族,时运大不相同。《牡丹亭》问世之初,围绕它合律与否以及文章辞藻的风格有过激烈争论;莎士比亚在世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是有关莎翁作品的价值和品位的争辩很快消歇,他不仅成为英伦民间戏剧市场的宠儿,其作品更作为公认的欧洲乃至世界文学经典,在各地广泛上演;而汤显祖存世的“临川四梦”里,《牡丹亭》称得上人类戏剧史上的伟大杰构,在昆曲界得到普遍承认,其他三部作品,仅《紫钗记》偶有全本演出,另两部只有少数折子戏上演的记载。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不像莎士比亚那样流行,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文艺作品的内在价值,原本就不能只凭流行与否判断。汤显祖代表着明代知识分子与强权和庸俗文化对抗的率真姿态和独立人格精神,他的文化与美学价值并不因戏剧娱乐市场的冷遇而受影响。 

　　　　历史上,汤显祖不像莎士比亚那样得宠,在当下中国,汤显祖及其《牡丹亭》所具有的近乎民族传统文化象征的地位,却是莎士比亚望尘莫及的。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传统文化被视为国家与民族发展前进的负资产,昆曲作为中华文明中雅文化的结晶,更是常遭攻讦,甚至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传承困境。但是在传统文化回归的大背景下,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于2004年首演,迅速引起海内外瞩目,带动了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一场转变。大学生们纷纷为欣赏《牡丹亭》进入剧场,折服于戏曲的无穷魅力,并因此逐渐改变了对中国文化朦胧且模糊的认知。在全社会的“昆曲热”“国学热”和重新认知与亲近传统文化的热潮中,汤显祖的《牡丹亭》起到了明显的引领作用。这个古老民族对精妙绝伦的古典艺术渗入血脉的情感记忆,突然被《牡丹亭》唤醒,犹如积蓄百年的能量瞬间爆发,亿万民众渴望传统回归的心理需求的投射,使汤显祖和昆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详细】

站在文化比较的路口
陈众议

　　文化比较要重视文化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走出“同与不同”机械罗列的误区,更要应对大众消费文化同质化带来的挑战
　　800多年前,孟德高维诺从罗马出发,来华传教。据说他在印度遇到了从中国返回的马可·波罗。尽管有关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甚至确有其人与否,中西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孟德高维诺及其前辈、后生的来访和传教经历却是有案可稽的。事实上,从唐朝的景教到元朝的耶稣会修士,西方同中国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无论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中国的四大发明基本是在公元8世纪至15世纪由阿拉伯人逐渐传入欧洲;其确切时间、过程固无记载,但阿拉伯人在伍麦叶和阿拔斯王朝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岛时开始使用罗盘、火药、纸和印刷术却是事实。加之他们带去的东方传说和传承古希腊罗马经典的“百年翻译运动”,一时间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形成浩荡之势。可以说,没有阿拉伯人的西进,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是就广义的文化交流而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狭义的文化交流、碰撞和借鉴、化合要复杂得多,很难简单比照。譬如,今年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国内已有同行就三位文学巨匠展开比较研究,我以为,若非要比照,须从大处着眼。最关键的一点是,无论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还是汤显祖,他们都处在市民文化兴盛、喜剧受到热捧、满眼皆是嘻嘻哈哈之际,而这三位彪炳于世的却是他们的悲剧作品。 【详细】

纪念,以敬畏和自信的心态
邹元江

　　尽可能准确地认识传统面貌,哪怕只是一幅画像;尽可能充分地尊重历史语境,防止盲目地以现代概念去衡量和裁割传统
　　今年称得上是“汤显祖年”,从年初开始,诸多高校、文艺院团,以及与汤显祖生活、科考、任职等相关的地方以各种方式纪念汤显祖,其用力之大,充分表明我们对传统的重视程度。可遗憾的是,这一年里出现在各大媒体上的汤显祖形象,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一幅头扎雷巾、身着宽袍、颜容富态的画像。但凡了解汤显祖生平事迹的人都会知道,汤显祖的画像从他在世时起就一直流传至今,但并不是媒体上以讹传讹的这一幅。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汤显祖被“量移浙江遂昌知县”,在这个浙西南万山群壑中的贫瘠小县,他一任5年,将之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实验场。他简政爱民,扶持农桑,除虎患,建书院,甚至除夕遣囚度岁,元宵纵囚观灯,用得民和,“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为了颂扬汤显祖的斐然政绩,遂昌百姓在他挂冠而去10年之际,派画师徐侣云专程赴其故乡为其写生。完成后的汤公绢本画像悬挂于遂昌相圃书院等地长达300多年,直至清末民初军阀混战时才不幸失传。庆幸的是,清道光年间陈作霖的摹本却一直流传下来,这幅摹本非常接近当年徐侣云画师的画像,其中汤公清癯瘦削的面庞和百姓日常的冠戴也符合文献对汤显祖的描述。然而就是这样一幅流传了数百年、有充分的文献可以说明其来历的画像,却在今天的大众传播中轻易地被一幅缺少历史印痕的图像所取代。这或许恰恰能说明我们对传统的态度,重视有余却了解不足,下的功夫不够,尤其是在大众传播层面上,过度依赖网络搜索功能,对于一些不难取用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视而不见。说到底,礼敬传统的第一步不是别的,就是尽可能准确地去认识我们的传统面貌,哪怕只是一幅画像。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