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既是明朝最后一位儒学大家，也是一位廉洁自律的政治家。他曾在明崇祯朝及南明弘光朝两度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从政期间，他始终保持慎独自律、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不畏权势。那么，刘宗周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与政事实践中，来养成并落实自己的廉政思想呢？可从下列几个方面来看。

　　克俭于家。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而俭以助廉、俭以养廉更是儒家士大夫奉行的重要官箴。刘宗周曾尊奉大禹为躬行“勤俭”的典范：“大禹只是克艰，口口说苦说艰，其一生得力，在‘勤俭’二字，所谓‘勤将补拙，俭以补过’云尔，终被他做了圣人。”这也就是说，“克俭于家，克勤于邦”，是大禹由一个普通凡人成为后世历代敬仰的大英雄、大圣人的成功之道。

　　克俭于家是刘宗周一生的生活习惯。《蕺山刘子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中，有不少刘氏勤俭持家的轶事。由于家境贫寒，刘宗周六岁时，冬无棉絮，只能借穿舅父的棉袄来御寒。穿在身上，如农夫的蓑衣一般，他却不以为然，直到十五六岁才舍去。《年谱》还记载，刘氏平生没有什么嗜好，即便有人以书籍相赠，如义不可受，也不受；笔墨之类，不追求有多好，适用而已；晚年作文，以废书覆折作为稿本；一张小几，既为书案，还用作餐桌；食不重味，衣不加采，终身未尝以寸帛加体。儒家士大夫所独有的“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道德理想，在刘宗周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出仕之后，物质生活尽管有了保障，但他依旧保持勤俭的生活习惯。后世学人一说起刘宗周，就会想到“刘一担”“刘豆腐”的绰号以及他的清廉。

　　克勤于邦。古代儒家知识分子以“学政合一”为毕生的志业追求。刘宗周在为学之时，就表现出极强的进取心。他读前人的书，一字一句都经过认真的思索，字字句句都从千辛万苦中得来。进而学以致用，把从儒家经典中学来的理论，结合明代后期的时政局势，以奏疏的形式呈给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以供采择。在“立朝仅四年”的有限时间里，刘宗周先后上疏百余通，其频率与数量之多，足以说明他克勤于邦、恪尽职守的为官操守。

　　传统儒家的廉政理论，是道德的也是伦理的，既是士子的修为标准也是君主的治国理想。刘宗周任左都御史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惩治腐败、实施廉政的建言。在政治实践中，他还总结出了“以廉治腐”的理论：“大臣法，小臣廉”，“大臣作法而小臣随之，小臣作廉而勳戚、近佞皆随之。”也就是说，大臣能够遵纪守法，小臣就能廉洁自律。此外，刘宗周在阐释《崇祯宪纲》之时，有“风吏治”的对策建言，即要求各级官吏都要做到“廉善”“廉能”“廉辨”“廉法”“廉正”和“廉敬”。

　　慎独自律。传统儒家的为官之道，既重视“官能”，也重视“官德”。刘宗周对为官的职业能力即“官能”有这样的要求：“论人之要，心术为本，行谊次之。官人之要，职掌为主，流品合之。”而在“官德”方面，刘宗周颇为看重礼、义、廉、耻这四种德行，而良好官德的培育，“慎独自律”是一条重要的修身功夫。

　　如上所述，出仕之后的刘宗周，囊中依旧羞涩，以至于连自己曾祖三世七丧，都无法体面地安葬。他本有营立冢墓，使先祖入土为安的打算，然而财力有限，只好作罢。同籍御史徐缙芳得知此事，便资助百金以襄助此事。徐缙芳担心刘宗周不肯接受，就请刘的好友丁元荐事先说明。尽管如此，刘宗周还是婉言谢绝了同僚的一片好心：“百金之馈，其所取义乎，不义乎？即使君有以处仆，仆则何以自处也？已矣，勿污我先人墓上石。仆所未了者……何至烦故人为念。”徐缙芳听闻这番话，内心惭服，便不复言此事。于此可见，即便是同僚、好友的馈赠，刘宗周亦一概谢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