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与理论探索，大致可分为开创、发展与成熟三个时期，每个阶段都与国学发生了全面接触，并随着对其深度介入而逐渐改变和更新了传统国学研究的范围、理念与方法。

　　发现古典文学新天地

　　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开创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因受西方新概念新方法冲击，我国学术界一方面出现方法论热潮，一方面也面临着普遍的学科危机。人们不断地从西方寻找理论资源，在尝试了几乎能找到的学术武器后，终究感觉到中西方之间的种种隔膜，以本土材料印证西方理论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学术需要，而以西方理论的手术刀解剖本土案例也并不顺手。在此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叶舒宪编译了《神话—原型批评》一书，对加拿大批评家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进行重点译介，由此，“神话”和“原型”概念在中国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并引发“神话—原型批评”的研究热潮。

　　在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学科体制中，习惯上把传统文化典籍归入“文学作品”范畴，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者也习惯性地在“神话”中寻找“文学”。当然部分原因可能也要“归咎”于弗莱本人，因为他的理论本身就为文学研究的范围划定了一个“文本”的界限。尽管在《伟大的代码》一书中他强调其副标题为“圣经与文学”，而不是“圣经中的文学”，并反对在圣经神话中寻找文学故事的做法，但这似乎并没引起我国学者的特别注意。

　　问题是，与西方完整而系统的神话文学相比，人们感到中国神话材料和资源的“匮乏”，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一西方理论并不能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但是少数探索者终于认识到所谓“神话”不仅是文学故事，它还是原始仪式的伴生物，带着古老巫术的痕迹。更为重要的是，各种神话意象背后的“神话思维”（或称“原始思维”“仪式思维”等），是极其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潜存着丰富的文化基因，那些原本被视为“谬悠缘饰之书”的如《山海经》《楚辞·天问》等，在中华文化遗产中完全应该居于核心地位，这是一个比“文学”更加广阔的天地和更加值得研究的领域。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原型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理论，当其“旅行”到中国后，却引导着一些学者逐渐走上了以民族神话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之路。“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堪称这一研究方法结出的硕果。因受到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金枝》的巨大启发，以及顾颉刚、闻一多等前辈学人的实践操作和研究成果的鼓舞，萧兵的楚辞神话研究在传统文字训诂的基础上，加以大量的民俗资料作比较和旁证，多有创获。正是因为有了大量民族与民俗材料作参证，虽然只是间接引用，但是相比近代历史上王国维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的“二重证明法”，则算是又向前迈出了探索性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