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底线思维推进金融开放,不能固步自封,而是应在明确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基础上,探讨何种方式的金融开放有助于深化改革,从而在工作中勇于推进实施。

　　2018年4月以来,中国金融开放加速推进,体现在市场准入、业务放宽、金融基础设施放开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此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我们把新时代的新精神与新理念落实到金融领域,意味着金融开放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

　　底线与底线思维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简单地说,底线是指不能突破的红线,一旦突破则可能发生质变,因此可以理解为是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底线思维则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指导行动的方针,即在明确底线是什么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去作为,在确保不发生质变的同时争取最大的红利。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底线不应该是静止、机械和一成不变的,依据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底线的认识也应该动态调整。从当前国情出发,所谓质变的一种情形就是经济危机。区别于以往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性质的危机,现代经济危机大多与金融因素有关。从国外的教训来看,因为金融开放措施不当诱发经济危机的情形并不少见。

　　金融开放的底线,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并把防控风险作为2018—2020年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在金融体系、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互动中都有较为明显的表现,虽然整体可控并且尚未形成系统性风险,但仍有必要高度关注并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妥善应对。我国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银行体系是我国金融稳定的基石。银行在面临不良贷款提升、过剩产能行业风险暴露、深入参与非传统信贷业务以及资产负债表多元化配置之后,信用风险持续累积,期限错配的管理难度提升,资产负债匹配更加困难,“资产荒”和“负债荒”同时出现,将使银行在流动性管理上面临巨大困难,进而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风险。

　　从更加宏观和开放的视角看,我国存在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相互强化的可能性,这也符合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从外部环境来看,除了全球复苏基础不牢、英国脱欧加息、大型经济体政策分化以及美国政府行为不稳定等风险外,溢出效应最显著的当属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当前,美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从危机模式转向正常模式,加息和缩表并举,美元可能重新获得相对强势并给世界经济带来冲击——阿根廷货币危机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10年前的次贷危机,是美国在长时间低利率之后进入加息周期,从而刺破房地产次级贷款泡沫所引发的。在市场相对出清之后,美国股票市场已经连续上涨,但其经济增长及创新能力是否足以支撑处于高位的股市,现在看来存在较大的疑问。如果发生意外的“黑天鹅”或者“灰犀牛”事件,将会触发国外风险资产下跌螺旋。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我国来说最关键的还是先做好内部的事情,以自身稳定与发展化解各种外部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