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论语》，感悟孔子之“道”，真切体验圣学真精神。我们不难发现，孔子“道”之真义不过“仁礼合一”“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二语而已。就主要内涵来说，孔子之“道”要在“仁礼合一”；由哲理精神而论，孔子之“道”要在“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即是说，孔子的“仁礼合一”之“道”本身彰显着一种“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深邃哲理。“仁礼合一”与“即凡而圣”也正是孔子儒学之精神所在。孔子这种圆融贯通“道德自觉与道德规范”“超越理想与生活日用”的生命的学问，正是当代学人创构“生活儒学”所亟待开发的宝贵精神资源。

　　众所周知，孔子的思想起点是礼，其创立儒学源于补礼、纠礼的致思路向。周文疲敝，礼乐不兴，孔子欲兴亡继绝，接替斯文，就必要对“礼”有一番因时制宜、损益革新的处理。孔子之为孔子者，就在于他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了“礼”背后那个更为重要的根本——“仁”，为古老的礼乐文化重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当然，“述”礼“作”仁虽是孔子创立儒学的基本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仁、礼简单拼凑相加就自然化生儒学，言礼不及仁，非儒也；言仁不及礼，亦非也；仁礼和合，真儒之谓。因此，孔子虽把“仁”界定为礼之本，但并为因仁而废礼，一方面以仁释礼，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礼来外化仁、落实仁。仁、礼不偏废，内外合为一；“仁”是内化的“礼”，“礼”是外化的“仁”，两者和谐互动、感通为一。如果仁不外化为礼而落实于日用常行间就不能实现其价值，此其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同样，如果外在的礼失去了内在之仁作支撑，那么礼就流于形式、虚文，此其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可见，仁与礼构成孔子之“道”的一体两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整个过程的完成。

　　由此，“仁礼合一”或许才是孔子的生命智慧和成德之教的真义所在，这也便是儒门所传的“道”，此“道”所内蕴的正是“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深邃哲理：它既高举远瞻，又平实切近；既是终极关怀，又不离人伦日用；既是形上超越之“道”，又是百姓日用之“道”。具体论说如下。《论语》中论“道”多与“仁”相连，比如：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矣，不亦远乎？”（《泰伯》）

　　上引数语明白地指出了道与仁不可分割的关系，据此，以孔子之“道”为仁（须是合着礼的“仁”）道也似无不可。这个仁道，一方面是孔子的终极托付之所在，“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可以清楚地看到道作为人的“终极关怀”的宗教意涵；另一方面“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又分明地揭示了“道不远人”的重要特点，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此之谓也。当作为“礼之本”的内在的“仁”显发为用而成外在的“礼”时，又可化民成俗，落实于百姓生活、日用常行之间。小至视听言动、举手投足，大至行军作战、为政治国皆要合乎“礼”。《论语》有言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