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燕赵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主办，河北师范大学燕赵文化研究中心、邯郸学院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燕赵文化精神”理论研讨会在秦皇岛市召开。燕赵文化精神的根本内涵、本质特征是什么？其表现形式如何？在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时空中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和传承，塑造了怎样的人文风貌和精神气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通过创造性转换，继承和光大燕赵文化精神，实现其当代价值？与会专家学者立足各自的学科背景，从不同层面展开了讨论。

　　（一）燕赵文化精神的特质和标识

　　“慷慨悲歌”这一古典的表述，作为燕赵文化精神特质的概括，得到与会学者的认同。省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振国认为，自然和历史赋予燕赵大地特殊的人类生存环境，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文化品质和人格形象，汉代司马迁最早概括为“悲歌慷慨”，唐韩愈“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一锤定音，为燕赵文化贴了一个标签。之后各代大儒对“慷慨悲歌”多有正面表述。而燕赵思想家特别是清初北学（实学）对燕赵文化特质从学理上深化提升，打通了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精神入圣贤之道的通道，并以人格形象影响和推进燕赵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在此基础上，周振国强调，正是这些因缘，“慷慨悲歌”已经沉淀成为反映燕赵文化精神本质的标识，明显地把燕赵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区分开来。

　　湖南科技学院教授张京华认为，“慷慨悲歌”一语可以用来形容各个地区的人物和现象，但是在历史上，“慷慨悲歌”在其他区域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燕赵区域，这一文化特征在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之后两千余年形成了悠久而稳定的传统，具有既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的特点。

　　（二）“慷慨悲歌”文化精神的内涵

　　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专家学者着重从人的本质、生命价值观、生命境界等视角对燕赵文化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历史的、发展的、系统的、现实的解读。

　　1、用历史的观点解读“慷慨悲歌”文化精神的形成

　　周振国认为，燕赵之地尤其是燕地，自然地理环境恶劣，给人们的生活造成许多困难，先民们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生存下去。燕赵地处汉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接地带，民族冲突不断，战争频仍，更需要维系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主体心灵与外界环境的强烈撞击，必然将“大率气”和“勇尚义”连为一体，生成了豪迈豪放、悲悯悲愤的主观世界特质，塑造出义薄云天、气贯长虹、壮怀激烈、力主笃行的人格形象。河北大学教授韩成武也认为，在得其一饭便能活，失之一饭只有死的艰苦生存环境里，人们深深感到义气的重要，为报一饭之恩，甘插两肋之刃，慷慨大义之风由此而生。

　　此外，学者们还就儒家文化以及燕赵特殊的经济发展状况、民风民俗和侠士之风等因素之于“慷慨悲歌”精神生成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正是这些自然、人文条件的催生和强化，“慷慨悲歌”最终成了燕赵文化的主旋律。

　　2、用系统的观点解读“慷慨悲歌”文化精神的特质

　　学者们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将“慷慨悲歌”精神作为一个范畴体系来解读、阐发，使之呈现出层次性、联系性、整体性。周振国取文化哲学的视角，从“义、气、情、力”四个方面对“慷慨悲歌”文化精神进行诠释，认为“义、气、情、力”四大要素相互联系，构成了揭示“慷慨悲歌”文化精神内涵的范畴体系。其中，“义”作为价值理想是逻辑起点，起着统领的作用；“气”和“情”是逻辑起点的展开和延伸，“气”承载着“义”，“情”为“气”之凝聚；“力”是“情”之发挥和外化，是“义、气、情”践于行的条件，“力”的展现过程是“义”的价值理想的实现过程。这一论析清晰、深刻，令人耳目一新。与之相近，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副所长梁世和则从“义、气、勇、刚、直、信、廉、耻”八个范畴，诠释了燕赵“慷慨悲歌”精神的文化特征；并依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把“慷慨悲歌”文化精神表述为人的生命境界由草莽境界而侠客境界而义士境界终至圣贤境界的自低而高的提升，认为经过这极具燕赵文化特色的四个阶段的不断超越，实现了“慷慨悲歌”精神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