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之鹰

　　你向何处筑巢？

　　向荣光的顶峰吗？

　　——是的。在遗忘的山峰上！

　　 ——鲁文·达里奥《质问》

　　一个是正在蓬勃出全新热情的美洲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一个是在西班牙世纪之交的没落里忧国忧民的知识骑士。20世纪初，当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在马德里遇见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时候，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如同一个喧闹的大舞场，正因一片狼藉的悲伤清晨就要关门。这给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与本国历史现实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他们的个人意识与西班牙意识也在此时苏醒并慢慢走向成熟。尽管乌纳穆诺与鲁文·达里奥性格完全不同——相比热爱巴黎盛宴的尼加拉瓜人，乌纳穆诺更喜欢伦敦和柏林，他的作品更注重思想性而非澎湃感情。他不能理解美洲人对大都市的热爱，更喜欢古老的美洲小城与土著文化，将那里视作自己的石头城堡——也许，恰恰是这种不同为他们的互相吸引和对话打开可能，让乌纳穆诺成为鲁文·达里奥在西班牙最重要的读者。

　　作为各自土地上现代派的代表，他们在创作与思考主题上确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例如现代主义对时间飞逝及追忆的意识。他们将时间主题视为哲学与文学的交汇点，尝试用废墟、时钟、花朵等具体意象表现人浮游于天地的焦虑。鲁文·达里奥注重时光的不可倒流性，人从出生那刻起就不可回转地走向死亡。而乌纳穆诺将时间与不朽的焦虑相连，认为这是人类存在的中心线。与黄金世纪伟大诗人克维多笔下以灰烬、阴影、空无和烟尘终结的生之甜蜜相仿，乌纳穆诺眼中的生命也是不断死亡的过程，他在时间的流逝中看见“我”不断分解，从数目繁多变成一无所有，最后，“这个可怜的乌纳穆诺只剩下名字”。这种对时间的思考引发了对人类命运与终点的质询，动荡大环境带来的失望在他们的作品中可见端倪。无论是达里奥的“人在世界游荡／坟墓在前方／背后是漆黑的夜”，还是乌纳穆诺所执迷的“坟墓即摇篮，摇篮即坟墓”，都能看见死亡的在场，以及经受失望的焦灼后对生命悲剧性的思考，而这种悲剧意识也许恰恰来自对不朽的渴望。

　　又如，他们的作品中共同体现出20世纪文学的另一个主导主题：孤独。哲学家提出人需要与自己相遇，因而孤独不可或缺，人要学会与自己独处。达里奥作品中的孤独多以个人体验的形式出现，混入某种忧郁的情绪。1888年，他发表短篇小说《蓝鸟》，男人认为有一只蓝色的鸟住在他大脑的牢笼。有一天蓝鸟飞走，男人死去，不知道他是否在死亡里重新找回帮助他与自己独处的蓝鸟。而在乌纳穆诺的作品里，似乎可以为《蓝鸟》找到回声，在他看来，生命本身就是一场盛大的孤独，人类自幼负轭，轭名“深沉孤独的痛苦”，直到死亡“打断链条，/曾是你居所的终能飞翔”。而在死亡到来前，惟一能超越现实焦虑的是通过梦境创造另一种现实。这种由诗人之梦构建的新宇宙有着与现实相同的价值，生命与梦境由此成为互相补充的同一。鲁文·达里奥曾自嘲“做梦，这就是我的缺点”，而自黄金世纪以来“人生如梦”的主题在乌纳穆诺的作品中也以剧场的形式反复出现。他在自己的小说与戏剧创作中常把自己融入其中称为虚构世界的一个真实人物，在一部副标题为“世界如剧”的作品中，主人公宣告：“是的，代表我吧！在这个由世界组成的剧作中，每个人生来注定一个角色，必须扮演好它，经历生命的苦痛”。在《关于西班牙哲学》中乌纳穆诺提出“——人依靠理智活着——人依靠梦幸存”。

　　自1899年鲁文·达里奥踏上伊比利亚半岛，两人就开始了长达10年的通信，思想的共鸣跃然纸上。乌纳穆诺曾在信中写道：“您得写出您的语言，这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巨大的能量，古典作家利用这些能量来表达国家与时代共同的思想。而当这些共同思想已死(像今天的西班牙发生的这样)，纯粹正确无误地用无可指责的语言，只能表达响亮的俗事……”他提出西班牙知识分子缺少野心，眼界窄。要想改变现状，必须想着全世界的读者来写，让自己的作品变得可供翻译。他建议鲁文·达里奥“换换空气”，但是“要首先相信，您内心的呼吸”。而鲁文·达里奥也将自己的诗学观与精神状态坦诚相告。他在1899年4月21日的信说：“我向您坦诚地说，我不觉得自己是个美洲作家。我更不是卡斯蒂利亚语作家。我不是用卡斯蒂利亚语思考的。还不如用法语思考呢！或者更好的，是用思想和图像思考；只有这样，我的作品才更纯正。”而在1900年2月7日的信中他写道：“我继续在这里在绝望的精神孤独中。我向您保证我每天都觉得在这个环境里更加成为异邦人。”其实鲁文·达里奥对乌纳穆诺的哲学思想兴趣不浓，他更喜欢他的诗歌，因为他在里面看到一颗浪漫主义灵魂、一本半掩的自传。而乌纳穆诺也确实不只是个写诗的哲学家，他是一个需要音乐性地表达的思想家：他是一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