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 实现文学与心灵的深层对话

　　在众多批评家中，我以为，胡传吉的文字，是在自觉地为批评立心的。她所写下的一些篇章，往往义理、实证和文体俱佳。她在《小说评论》杂志上开设的系列专栏，以文学为载体，谈的是“精神生活”，你只要看她所关注的问题，所用的词，如“不忍之心”、“羞感”、“自罪”、“怨恨情结”、“意义的负重”、“论同情”、“技术冷漠症”等，就很容易辨识出她的批评义理，一如她的评论集《中国小说的情与罪》（引文出自此书）所强调的——而“情”和“罪”这样的字眼，已经从很多批评家的视野里删除了。他们习惯用很多理性的概念、术语，惟独不言情、不言罪，拒绝分享属于文学自身的道和义，最终就把批评变成了无关生命自性的理论说教或者技艺分析。

　　但胡传吉显然不愿落入这样的批评困局。她恐怕是新一代批评家中，最为强调批评义理的一位。义理是大道，是批评之心的核仁，有怎样的义理，就决定批评有怎样的高度。胡传吉对小说的情与罪的痴迷，是渴望在文学与人性、文学与心灵之间实现深层的对话，使批评为一种人类精神的内在经验作证，并由此建立起一种个体的真理。这种对人性的存在所作的钻探，把文学置放到了一个为更多人所共享的价值世界里——从价值幽闭到精神对话，这不仅是文学的福音，也是批评的前景所在。

　　读胡传吉的批评文字，之所以有一种快意，有一种人生被洞穿了的感觉，就在于她从深处理解了文学的道义，并把文学与人类精神的内在性贯通在了一起，她的批评义理由此建立。她关注人类心灵暗处的景象，讨论当代小说中的“性饶舌”现象和怨恨情结，等等，皆可视为批评的立心之作。我们也许没有想到，文学批评也还可以分享如此众多、如此重大的精神话题。多年来，我早已习惯了批评界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也对批评家们津津乐道于那些小趣味、小发现、小私心甚感不解，后来终于明白，批评的格局之所以越来越小，根本的原因还是批评家们对人的探索失去了兴趣。

　　没有人生作根底，没有对人的丰富想象，也没有分享人类精神之内在经验的野心，所谓的批评，就不过是为文学所奴役之后的一种苍白表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