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文将总结并回顾当前批判理论的四种主要趋势，这并不可能将所有可辨别的趋势进行归类，也并不代表这四种批判理论趋势比其他趋势更为重要。本文旨在阐明笔者认为的四种主要趋势并探讨其重要性，进而为研究批判理论的其他学者提供一定的价值。

　　这四种趋势可以概括为:向黑格尔主义的回归，与当前全球危机的对抗，对采取实践的或非理论的方式处理危机的拒绝 (由于缺乏更好的描述，我想称之为 “来自历史外围的注解”) ，以及批判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本土化。首先，在重要理论家出版的或与其相关的著作中，也即在过去两三年内由著名的批判理论家以及紧随其后的学者出版的著作中，显示出一种对黑格尔思想的极大关注。其次，从对批判理论的典型应用(即使不是其价值本身)上来看，也不难发现批判理论家们以各种方式对全球危机进行的探讨层出不穷。再次，一些理论家及其追随者们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老调重弹旧观念，但与此同时却可以发现批判理论在推动各种革命性变革方面的持续衰弱，而这种革命性变革对真正的进步而言可能是必须的，事实上，批判理论家本身对积极的变化可能就是一种阻碍。最后可以发现，批判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其本土化的进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在最后进行简要讨论后，将分析四种趋势之间的关联性。

　　趋势之一 : 向黑格尔的内在回归

　　通常认为，伊曼努尔·康德以其三大批判奠定了 “批判的时代”，并在 《纯粹理性批判》 ( 1781) 第 1 卷前言中宣布了该时代的开始。然而，批判的传统同样继承了古希腊人以及其他先于康德的学者们的思想，尤其是学术界的传统为康德及其时代的 “启蒙”奠定了重要基础。确定无疑的另一点是，当前批判理论的主体在康德以后的著作中也能找到根源。还有学者认为，批判理论大部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果。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之间，笔者认为，当前的大部分批判理论都汲取了以下三位理论家的思想，他们是 :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尼采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三位理论家曾被米歇尔·福柯 ( Michel Foucault) 统称为 “话语性的奠基人” ( founders of discursivity) ，保罗·利科 ( Paul Ｒ icoeur) 则将他们称为“怀疑大师” ( masters of suspicion) ，因为是他们发起了对一切进行质疑的新的批判传统。而其他人，比如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主要原创性成果虽然对批判理论有着重要影响，但人们可以发现，这种贡献反过来总是与上述三位理论家之一相匹配。一些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家从索绪尔的语言学方法中吸收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因素，在他们当中总能发现这种匹配性，比如路易·阿尔都塞、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 ( ClaudeL é vi － Strauss) 与马克思，福柯、吉尔·德勒兹 ( Gilles Deleuze ) 与尼采，拉康 ( Jacques Lacan) 、朱迪斯·巴特勒 ( Judith Butler) 与弗洛伊德。这种匹配存在的可能性有很多原因，但最明显的一点是，这三位理论家不只是奠定了目前的流行话语，而是从根本上提供了关于进步的伦理和愿景，进而反过来为批判提供了必要的起点。

　　根据这三位巨匠及其追随者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本文将在下文探讨他们是如何被历史化的，理解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上述第二个趋势——直面所谓的 “历史的终结”、后苏联时代、后 “ 9 · 11 ”时代、 2008 年以后的全球政治、经济和环境危机，而这些都表明了历史终究还没有完全到达终点。但是，正如其他学者指出的，笔者想要表明的是，这三位德国巨匠与他们的前辈及德国唯心主义的首席代表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深厚渊源。当然，三位都批判了黑格尔，但却都以此作为自己研究项目的基础，比如，他们都在一般或特殊的意义上探讨了唯心主义的可能性，并受到黑格尔辩证法及目的论的强烈影响。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与黑格尔的渊源众所周知，但尼采与黑格尔的渊源却遭到很多人质疑。虽然尼采通常被贴上虚无主义的标签，虽然他曾严厉地责难黑格尔，但仍然能够发现他在狄俄尼索斯 ( Dionysius) 与阿波罗 ( Apollo) 之间构建的辩证法，同样能够发现他的“用铁锤来打造哲学” ( philosophize with a hammer) 进而实现 “重估一切价值”的承诺从根本上是一种对唯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努力，尽管在其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反转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道德对抗这一点上，许多人仍表示不安。当然，从尼采对 “超人”存在主义以及对 “起源”本体论的担忧来看，他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黑格尔的 “绝对”的排斥以及对 “对立的反题” ( inverse antitheses) 的拥护。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汲取可以从其赞美黑格尔为“伟大的思想家”中找到证据，他同时指出，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由于当前的批判理论受惠于三位巨匠，而三位巨匠又反过来受惠于黑格尔，那么在批判理论中发现各种向黑格尔的回归就不足为奇了。与其称之为趋势，不如将其界定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回归，作为尼采 “永恒回归” ( eternal recurrence) 概念的一种延伸，或许可称之为 “内在回归” ( internalrecurrence) ; 并且，正如当前所处的时代一样，危机时期可能会使这种向黑格尔的回归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当前的批判理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充斥着黑格尔的原因之一，即是他对战后法国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初由亚历山大·科耶夫 ( Alexandre Koj è ve) 和让·伊波利特 ( Jean Hyppolite) 完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追溯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分子危机，以及战后由法国知识分子展开的更广泛的 “反思”。也就是说，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的经典著作 《少甚于无 : 黑格尔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 ( 2012) 及其与克莱顿·克罗克特 ( Clayton Crockett) 和克雷斯顿· 戴维斯 ( Creston Davis) 合著的文集 《黑格尔与无限 : 宗教、政治与辩证法》 ( 2011) 中指出的，现代性的危机召唤了黑格尔。依照齐泽克先前指出的，借鉴西奥多·阿多诺 ( Theodor Adorno) 的话语，许多人会问 “黑格尔哲学中活的和死的东西是什么” ; 但是，当前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我们必须用同样的问题反问自身以及所处的时代——一些人尊称为 “终结的时代”，将重大变化更多地归因于必然性而非可能性的时代。

　　黑格尔能够在危机时代成为一种趋势，恰恰因为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时刻处在变化之中的理论家。在 《少甚于无》一书中，齐泽克引用了黑格尔 《法哲学》前言中的比喻 “密涅瓦的猫头鹰” ( owl of Minerva) ，并指出当前时代既始于黑格尔，也终于黑格尔 ; 无论这一论断正确与否，或许都能够解释一些批判理论家对黑格尔所抱有的新的、持续的热情。齐泽克的观点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Fredric Jameson) 的著作 《黑格尔的变奏 : 论 〈精神现象学〉》 ( 2010) 中汲取了经验，在这部著作中，詹姆逊曾指出，黑格尔在法国大革命后关注的那种试图寻求一种政治方案以建立对承认和公正的期待是一种持续性的失败，并在今天仍旧困扰着我们。詹姆逊在他的另一部短小精悍的著作 《再现资本 : 有关 〈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述》 ( 2011) 中紧随黑格尔思想的这一路线，在全球危机与失业的背景下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著作。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当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两部著作联系起来进行阅读时，可以看到一种回归，即黑格尔对作为人性以及人类进步基本元素的 “承认”的根本关注，而资本主义的做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却与此完全相反。

　　露丝·伊利格瑞 ( Luce Irigaray) 、朱迪斯·巴特勒以及阿克塞尔·霍耐特 ( Axel Honneth) 的作品中长期以来都显示出对取得承认相关问题的关注，近期的作品也回归到这一主题。伊利格瑞的 《人之初》 ( In the Beginning ， She Was ， 2012 ) 在关键时刻引用了黑格尔，并延伸了她在之前作品中就表现出的对承认的担忧 ; 同样，巴特勒的两部新作主要面对的问题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拒绝巴勒斯坦人这一引人关注的失误，而这种拒绝是对黑格尔的承认的重大反对，这两部作品是 《分道扬镳 : 犹太身份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 ( Parting Ways: Jewishness and the Critique of Zionism ， 2012) 以及与雅典娜·阿萨纳修 (Athena Athanasiou) 合著的 《驱逐 : 政治中的行动性说明》 ( Dispossession: The Performative in the Political ， 2013) ; 同时，霍耐特在《我们中的我》 ( The I in We ， 2012) 一书中继续对承认进行探讨，并深化了他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即反对将再分配与承认联系起来。

　　此外，另一位不可忽视的学者是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尔 ( Ｒ oberto Mangabeira Unger) ，昂格尔最近并未发表新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积极的政治事业，他最初在左翼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 ( Luiz In á cio Lula da Silva) 手下担任部长职务，最近则在朗多尼亚领导实施了一系列开发项目，据说以此来验证其多年来倡导的一些理论 ; 尽管他最近的作品有时被批评为简单且具有重复性，但昂格尔之所以改变写作风格，是为了更方便政策制定者、非专业人士以及选民阅读——毕竟他竞选总统的热情是众所周知的。总体而言，昂格尔的理论及政治作品反映了左翼的一种黑格尔倾向，但同时他相信在这样一种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需要一种新型的左翼主义。在昂格尔的象征论中，左翼人士基本包括两类 :( 1) “顽固的左翼” ( recalcitrant left) 试图阻止全球化并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 ;( 2) “人性化的左翼” ( humanizing left) 虽然大体上接受全球化 ( 即使不是自由化 ) ，但试图通过税收与再分配来减弱它。然而，昂格尔提出了第三种左翼主义，并将其称之为 “重建的左翼” ( reconstructive left) ，旨在通过创建不同的个人及社会产权制度来实现市场化的民主化，而这一计划首先应建立在全社会共享、关心他人的原则之上，而不是仅仅依靠社会再分配。在这种意义上，昂格尔在弗雷泽与霍耐特关于再分配问题的争论基础上更进了一步。鉴于昂格尔的作品已在中国得到相对广泛的翻译和讨论，此处不再过多阐释。

　　此外，其他理论家或他们所从事的运动也反映出了当前黑格尔传统的优势地位，包括那些从解放神学及与其相伴的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中汲取经验的批判理论家们所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恩里克·杜塞尔 ( Enrique Dussel) 也许可以被称为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地从西班牙语翻译为英文，进而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然而，通过快速浏览中国学者所发表的作品，可以看出中国对杜塞尔的作品还相对陌生，尤其是在其作品于美洲一些上演社会主义运动的地方都广为传诵的情况下 ( 比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巴西等等 ) ，杜塞尔及其作品应该在中国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一些观察家认为，相比于两位前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 John PaulII) 和本笃十六世 ( Benedict XVI) 对这些运动怀有的公开敌意，来自阿根廷的新教皇弗朗西斯一世 ( Pope Francis Ⅰ) 即使没有小心信奉，也表现出对解放神学的极大容忍。尽管如此，在拉丁美洲初期的甚至是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都将耶稣的祈祷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毕竟 “历史上的耶稣”很可能是一位无国界的农民革命者，支持为穷人提供社会医疗保障以及其他社会供给，或者如其他人所描述的 “免费的医疗以及普通的食物”。下文第二个及第四个趋势中将会对杜塞尔最近一部值得关注且已被翻译成英文的著作 《解放的伦理 : 全球化与排斥的时代》 ( 2013) 予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