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在《作家笔记》中有一段关于人物外貌的说辞也适用于小说质地的臧否。小说家觉得最棘手的一件事是描写人物的外貌。最普通的方法当然是一本正经地列清单：身高、肤色、脸型、鼻子的大小、眼睛的颜色。还有作家喜欢用写意的手法，完全忽略客观事实，写到人物样貌时，妙语连珠，只用一两句隽语，或者只通过描写几个活跃的旁观者对他容貌的反应，就能让读者在心中构建出一个人物形象来。但毛姆说，这样的描述也就止步于此了，没法再深入下去了。他觉得那些作者对自己所塑造的人物根本没有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形象，只是他们写得轻松活泼，便掩盖了外貌特征有多重要。他们是在逃避困难。究竟怎样是好的小说或者好的人物外貌描写方式，毛姆没有给出答案，但批评了两种方式，又提出一个高级的要求：不能逃避困难。

　　克里斯蒂娜·斯台德的小说《爱孩子的男人》无意中符合了毛姆的要求，在一个家庭的生存状态这个“人物外貌”上，她可谓做到了兢兢业业，又避免了纯粹罗列的简单呆板。她极致而罕见的呈现方式，赢得了乔纳森·弗兰岑的高度赞誉，他把这部疯狂又华丽的家庭小说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成就之一。与疯狂华丽对照的是，克里斯蒂娜·斯台德从容的写作心情，她使用的是与小说中主人公亨妮相同的在一个地方住惯的人那种平静的心境。她属于这幢房子，这幢房子属于她。尽管她寓于其中如囚徒，但她拥有这幢房子，而克里斯蒂娜·斯台德所拥有的是波利特这一家人———不是一场家庭战争，而是家庭中的每一个人。

　　但克里斯蒂娜·斯台德绝不是一个温婉的作家，如果习惯了在小说中迎接秩序清明的生活或者寻找草履扁舟的世界，认同了小说情节的时间秩序，习惯性地期待之后怎样的延展结构，斯台德一定是让人希望落空的作家。她毫不含糊地拒绝诸如此类的小说成规，并且对此没有回撤收手的迹象，反而生出就地反击的杀气，呈现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不堪入目的家庭。斯台德的逆反，使得她拒绝精心营造故事情节的程式，也拒绝打磨精致雅丽的语言，她希望自己的小说世界像世界本来的样子，一如她所推崇的左拉的文学世界。虽然明知过去永逝不返，任何一种滴水不漏的追念都是徒劳无益，但她就是这种执拗的作家，从而把这种执念转移为一种小说中时刻笼罩的偏执、疯狂、阴郁的气质。

　　《爱孩子的男人》这部小说很容易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一个以爱之名压抑着家庭的男人和一个挣扎抗争的妻子，两人之间无休止的对抗，大女儿路易观察着这个悲剧家庭，生出自己的哲学思想。最终在继母自杀后，毅然离家出走。大多数的评论者都是从这个路径解读小说的：女作家身份、半自传性质、路易的成长、父母亲的关系，统治、侮辱与反抗，女性的主体性、女性的自我书写和语言……这些都是可以在女性主义写作与批评中稳妥找到安身之处的词汇。遵循一个概念去阅读这部小说，意料之中的事情当然不会落空。但好的小说都有穿透概念的能力，在女性主义的标签下，依然有许多不能被涵盖的充溢鲜活能量的氛围和语气，让我们回头去审视小说的写作传统。

　　今天我们开始阅读《爱孩子的男人》时，可以对文学传统所埋伏的内容会心一笑，比如自杀的亨妮之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女性主义的角色设置、殖民主义的情感结构（华人、新加坡人）、自然主义的呈现方式等等，但我们不能对小说中的某些重要时刻视而不见。比如亨妮的憎恨暂时消失的那一刻——一切漫长的战争都会有的这种目的不明、风平浪静的时刻——失去了防御能力。萨姆到海外去的最后一夜向水火不容的亨妮求欢，说出了再生一个孩子的愿望，亨妮吃了一惊，身子发起抖来。但她确信他对她的长久忠诚，这使她感动得无以复加，决心动摇。而且她还给出了一个惊悚的自我辩解：“我要想办法在他走之前，把我欠的每一分钱从他身上榨出来。我总会想出一个办法来的。我不想再受罪了。”想到这儿，一丝勇气又回到了她的血管中。

　　如果说长篇小说是系统复杂的机体，那么维系机体生存的血管中这里那里的一丝勇气，就是生生不息的源泉，它急转而下，力扭乾坤。让既成的思维灰心丧气，一败涂地，是一部不按常理出牌的长篇小说的必备氧气。一个以憎恨贯穿始终的小说，能够焕发出憎恨消失的光彩，也就是安吉拉·卡特对斯台德的评价，拒绝启蒙和引导，以无与伦比的复杂性和不可动摇的酷烈恢复我们对整个世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