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修辞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修辞有民族性,不同民族各有自己的修辞习尚。修辞有社会性和历史性,修辞的习尚与社会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汉语与修辞修辞运用语言(包括它的书面形式即文字)的特点,同时也受语言特点的制约。汉语修辞学的历史发展①从古代到近代,汉语修辞的研究对象都是书面上的诗赋词章史传典籍中的“雅言”。鉴于中国古代修辞学中就有讲句法、字法的传统,而在汉语里语法与修辞的关系又很密切,因而也有人进行了参考所谓语言修辞的主张,把用词、造句的某些内容从积极的表达效果方面纳入修辞学里讲述的尝试。有的把注意力指向对近代汉语的全面研究,包括对近代汉语修辞以及修辞专书的研究。
关键词:语言;研究;汉语修辞学;著作;语法;辞章;修辞格;探讨;音节;修辞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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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所谓好的表达,包括它的准确性、可理解性和感染力,并且是符合自己的表达目的,适合对象和场合的得体的、适度的表达。修辞有民族性,不同民族各有自己的修辞习尚。修辞有社会性和历史性,修辞的习尚与社会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研究这种语言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修辞学。它是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与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美学、文艺学等多种学科有关联。
汉语与修辞
修辞运用语言(包括它的书面形式即文字)的特点,同时也受语言特点的制约。汉语的语素以单音节的为主,词以单音节的和双音节的为主,而汉语又是非形态语言,没有词形变化的约束。这两个特点一向被充分运用于修辞,反映在3个方面。
①语言单位的组合灵便。《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本是形容词,这里第一个“老”当动词用,第二、第三个“老”当名词用。现代汉语中某些说法如“他铁了心了”、“母亲情词恳切的来信温暖了她被多次挫折冷透了的心”等,都有浓厚的修辞色彩,描写景物,抒发感情,都有明显的特殊效果。“铁”原本是名词,“温暖”是形容词,“冷透”是短语性的词,在这里所举的例句中都带了宾语,这正是汉语的特点提供的便利。
②非常容易组合成音节数目相同而结构上平行的语句,通常称为对偶。并且很容易押韵。大量运用整齐押韵的语言结构是汉语修辞的特色之一。
③汉语里陆续出现并且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四字成语”,其中绝大部分富于显著的修辞效果。从修辞的角度对汉语成语进行深入研究,是汉语修辞学中重要课题之一。见成语。
除上述几个大的方面外,运用汉字的特点还产生了若干特殊的修辞技法,如回文、顶针、谐音双关,等等。见修辞格。
汉语修辞学的历史发展
①从古代到近代,汉语修辞的研究对象都是书面上的诗赋词章史传典籍中的“雅言”。两部影响最大的著作是: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6世纪初年南朝齐末梁初,共10卷50篇。第1卷的5篇总论辞章的本源和基本原则,发挥了《质文相资》的基本观点。第2~5卷的20篇列出了20种文体,其中既有诗、赋等文学体裁,也有史传、论说,以至诏策、奏启等实用文体,每种文体既叙其源流,也品评了前人的作品。第6~8卷的15篇讲风格和技法,其中包括现在所说的辞格。以下两卷10篇讲对辞章的鉴别,其中《时序》篇提出了辞章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巨著,是先秦以来探讨辞章之学的总结,开此后1,000多年研究辞章之学的先河。
陈骙的《文则》,成书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它把比喻细分为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10类,是古代修辞学著作中对比喻讲得最为详备的。它不只讲应当怎么样,还讲了不应当怎么样,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怎么样。它讲到用语要注意搭配得当,避免语病,以至语助词的修辞表达效果。这些都是对《文心雕龙》以后有关修辞学的各种著作的重要补充,并且影响到后世以至现代。有人认为《文则》是历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修辞学专著。
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经宋、元、明、清四代,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诗话、词话、文话一类的著作和论述文章作法的著作,虽然其中有很多芜杂庸劣之作,但是也有不少精到的见解,特别是在修辞技法方面。
②20世纪初叶,五四运动前后,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有重大的发展和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进或参考了欧洲和日本的修辞学,开始建立了系统的汉语修辞学学科,并且有的高等学校开设了修辞学课程;二是逐渐有了专以现代白话文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从20~30年代,陆续出现一批修辞学专著。可举以下3种为代表:
唐钺《修辞格》(1923)。主要参考了欧洲的传统修辞学,专讲修辞格。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较多参考了日本的修辞学,但有自己的创见。它继承并发扬了《文则》和元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指瑕、正误的传统,把修辞区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它继承古代著作中讲比喻、夸饰、偶俪等修辞技法的传统,参考东西方修辞格的讲法,条分缕析,列为38格。这些对此后的汉语修辞学研究有很大影响。
汪震《国语修辞学》(1935),全讲白话文。第一章里提出:“国语修辞学限于中国标准的语言,既不是某处的方言,也不是专为读阅而不能用来讲话的文言,……我们为活人,说活话,把活人要说出的话用一种技术写出而没有讹谬,有效而没有误会。这就是国语修辞学的意义。”这个出发点与当时国语运动的历史形势是合拍的。
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修辞学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1951年发表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这里所谓修辞,比较侧重《修辞学发凡》所说的消极修辞那一类内容,结合语法来讲述,并在序言里明确指出,此书以“匡谬正俗”为主要任务。
20世纪50年代,较多参考苏联的学术发展。当时苏联修辞学界有一种区分语言修辞和艺术修辞的主张。鉴于中国古代修辞学中就有讲句法、字法的传统,而在汉语里语法与修辞的关系又很密切,因而也有人进行了参考所谓语言修辞的主张,把用词、造句的某些内容从积极的表达效果方面纳入修辞学里讲述的尝试。
60年代,语言学界在《中国语文》上发起了关于修辞学研究的讨论。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新的尝试和设想。
1979年,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出版。这是又一部试图把语法和修辞融汇探讨的著作。
80和90年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重新蓬勃开展起来。许多年轻一代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探索。有的更为广泛深入地探讨汉语修辞技法,特别是修辞格;有的把注意力指向对近代汉语的全面研究,包括对近代汉语修辞以及修辞专书的研究;有的着重对现代和当代作家作品的修辞的研究;有的试图探讨密切结合写作训练的实用修辞学,或者称之为文章学;有的着重探讨不同文体的不同交际功能的所谓功能修辞学;有的侧重探讨处于语法学和修辞学边缘的以连贯语言的运用为研究对象的所谓话语语言学;等等。一种或几种新的汉语修辞学体系正在孕育形成之中,一些新的领域正在开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