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蒲清平，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聪林，重庆大学党委组织部讲师。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青年历经“反思”“混沌”“务实”“自信”的思想变化和“奋斗”“逆反”“自强”“率性”的行为演变，青年思想教育也经历了重新探索、改革推进、创新发展、全面深化四个时期。青年思想演变中时代变迁是主要因素，社会思潮是关键要素，网络环境是重要变数。40年青年思想教育的经验表明，必须恒守“三个坚持”把握青年思想教育的方向性、遵循“三个规律”提升青年思想教育的科学性、坚持“三个理念”保持青年思想教育的时代性、紧扣“三个命题”掌握青年思想教育的主导权。

　　关 键 词：改革开放40年 青年思想 思想教育 成功经验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基于认知机制的大学生信仰教育体系建构研究”(教思政司函[2015]7号)、“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课题(项目编号：2017CDJSK01PT30)的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全面回顾改革开放40年青年思想的演变历程，深入分析青年思想演变的影响因素，科学总结青年思想教育的成功经验，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年思想教育、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改革开放40年青年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40年，国际形势风云际会、国内环境复杂多变、文化思潮交融交锋，不同历史时期的青年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深受内外环境的冲击和涤荡，在思想和行为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

　　1.1978-1988：思想上反思，行为上奋斗

　　从1978年至1988年，上山下乡归来的知识青年是那个年代的主要青年群体。在这一历史时期，青年思想经历了从迷茫、兴奋到反思的复杂变化，青年行为表现出了从踌躇、冒进到奋斗的深刻转变。一是十年文化桎梏的终结和原有价值体系的坍塌使青年陷入了短暂的思想迷茫和行为踌躇。尽管“四人帮”已经倒台，但是在一定时间里，“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优越性对比”等深层次思想问题困扰了一大批青年，他们开始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质疑，对国家和个人前途命运出现了担忧。二是时隔十年后重新恢复高考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思想禁锢牢笼使青年进入了一种思想兴奋和行为冒进的状态。1977年恢复高考和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对青年和国家都具有极其重大现实意义的两件大事。前者使中国迎来了重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后者帮助人们彻底冲破了长期禁锢思想的牢笼。个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前途命运，这使广大青年感到振奋并陷入狂欢；但因对客观现实和自身能力的认识不足，以致他们在追逐梦想的行动中表现出不切实际的盲目冒进。三是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与国家建设百业待兴的现实局面又使青年很快回到了思想反思和行为奋斗的正轨。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序幕，青年面对开放之门和世界比较的巨大落差，尽管出现了一定的自卑心理，但是不甘示弱、振兴中华的壮志豪情又使他们奋勇直追。老三届大学生喊出“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大学校园里掀起科学报国思想的“陈景润热”，毕业分配时涌现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的“青海热”“西藏热”等。四是受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代表的西方思潮的影响，言必称西方，西方哲学大行其道，“蓝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中国需要二次殖民”等堂而皇之在课堂宣讲，中国文化自信陷入谷底。从现实的整体表现和历史的总体发展来看，在这一历史时期尽管经历了多种迥然不同的时代环境变迁和复杂的社会心理纠结，但是青年主流在思想上是积极反思的、在行动上是努力奋斗的。

　　2.1989-1999：思想上混沌，行为上逆反

　　从1989年至1999年，60后、70后大学生逐渐成为那个年代青年群体的舞台主角。在这段历史时期，国内外发生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对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1989政治风波虽然正式宣告结束，但是在青年盲目的政治热情受挫之后，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引导，致使少数大学生开始出现情绪低落、缺乏学习动力、厌学现象严重等现象[1]。其二，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在没有外敌军事“入侵”的情况下于1991年“一夜”解体，给中国敲响了意识形态安全警钟，也使青年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产生了“红旗能打多久”的疑惑。其三，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谈话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系列重大理论认识问题，尽管为社会消除了思想杂音、把正了前进方向，但是由于青年思想的不成熟性和易变性，加上90年代后期互联网登陆中国初期的无序和乱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市场经济引发功利主义抬头，学历热、考证热、出国热、经商热等在青年中此起彼伏，一些青年开始出现思想紊乱和行为失范。其四，美国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触发了青年的民族主义，尽管中国政府对之提出了严厉谴责，但是他们很难理解国家韬光养晦的战略决策，致使部分青年一时出现了思想苦闷和行为阻抗。这一历史时期青年的选择深受时代变迁的影响，他们既在思想上陷入了严重的混沌，又在行为上呈现出明显的逆反。

　　3.2000-2011：思想上务实，行为上自强

　　从2000年至2011年，80后大学生逐步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青年代表。与上一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混沌、行为逆反不同，以80后大学生为主要代表的青年群体在思想和行为上开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第一，青年在民族尊严与国家利益表达上逐步回归理性。从2005年涉日游行示威到2008年抵制家乐福事件，其间尽管也因为受到来自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不法分子的煽动，以致出现局部失控的广场效应，但是相较80年代后期政治风波背后的盲目政治热情而言，这一时期的青年已回归“反对暴力、理性爱国”的主流价值当中[2]。第二，青年在民族灾难与国家发展面前始终敢于担当并更加乐观。从成功抗击2003年“非典”到共同走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阴霾，广大青年与祖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投身公益志愿服务事业，成为引领时代的风尚标、社会文明的风景线。第三，青年在个人发展与社会服务中牢固树立大局观并更加务实。他们心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职业理想，积极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浪潮中去接受各行各业的激烈竞争；他们秉持“扎根基层，从基层干起”的人生信念，踊跃深入边远落后地区兢兢业业当村官、做支教，涌现出“最美村官”“最美教师”等青年形象代言人。在这段历史时期，尽管在一定青年范围内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但是因为国家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历史环境整体优化以及青年思想教育有效作为，就整体表现而言，他们在思想上变得务实起来、在行为上变得自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