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静，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辅导员，主要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天津 300350；寇清杰，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当代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天津 300350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以经济变革为核心和基础的社会转型有力地促进了青年价值观的嬗变，二者相伴相生，相互建构、互为因果。四十年来，青年价值观的变迁经历了阵痛后的反思与主体的觉醒、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发展、理性务实与功利主义并存、冲突分化中逐步走向整合等四个阶段，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纵观其变迁轨迹可以发现，青年价值观变迁与社会转型、变革同步共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屡次起伏与交替反复的三大主题变奏；青年价值观变迁围绕主流价值观呈上下波动现象，在每一个“波动周期”中都经历了一个“升波”和“降波”的时段。正确审视青年价值观的变迁和发展，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解构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负面价值，建构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相适应的核心价值。

　　关 键 词：改革开放40年 青年价值观 社会转型 波动周期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思想逻辑及其理论贡献研究”(课题编号：14@ZH031)、2015年天津科技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基金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课题“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课题编号：2015SZ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社会转型必然引起原有价值观念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改革开放带来的以经济变革为核心和基础的社会转型有力地促进了青年价值观的嬗变。社会转型与青年价值观嬗变相伴相生，二者相互建构、互为因果。一方面，社会转型为青年价值观嬗变提供了现实基础，促使青年价值观迅速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青年价值观的嬗变对社会转型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如对价值观的嬗变进行科学引导和规范，便可以激发价值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活力，推动社会转型，否则，则会阻碍社会转型。改革开放40年来的青年价值观变迁，是社会转型对人的思想领域产生影响的直接体现，是社会价值观念演变的敏感折射。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亲历者和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青年的价值观变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历史的“四部曲”：青年价值观的变迁轨迹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阵痛后的反思与主体的觉醒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思想的禁锢被打开，一场精神领域内的变革拉开序幕。刚刚从“文革”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走出来的一代青年，原有的价值体系被彻底颠覆，在信仰的真空地带，他们一方面对旧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幻灭的价值体系进行批判、反思与争论，他们焦虑、自审、怀疑，但不妥协；另一方面，他们又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和信仰归宿，将自己置于时代立言者的地位，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批判和呼唤是这一代青年核心的精神特征。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原有价值观和旧有社会运行模式开始裂变，而新的价值观和社会运行模式尚未确立，许多青年人处于无所适从、思想迷惘的状态，出现了多次关于人生价值问题的“大讨论”。1980年5月，《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封以“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为题、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用沉重、激愤的笔触表达了青年一代的迷茫和彷徨，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唤醒了青年对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重新认识。这场讨论，反映了当时青年对“文革”期间片面否定个人利益和自我压抑的反抗，是对把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绝对化的极“左”思潮的反思。通过讨论，大多数青年对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有较正确的理性认识，在肯定个人发展、个人利益存在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社会、集体利益是个人得以发展的前提[2]。此外，“伤痕文学”讨论、“朦胧诗”讨论、“麦克唐纳与雷锋精神”讨论、“张华救老农”讨论等，也引发了青年对人生价值的探寻与思考。

　　青年们除了对以往“疯狂”年代的批判和反思，还表现出一种在精神废墟中以更高的姿态站起来的决心。重新站起来的青年一代急切地希望“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整个社会掀起了“读书热”“学习热”“科学热”“成才热”等。与此同时，改革事业的顺利推进和社会的进步，极大地激发了青年的参与热情，他们积极拥抱改革，参与意识空前高涨。“立志成才，报效祖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团结奋斗，振兴中华”成为广大青年的响亮口号。

　　这个时代是一个理想主义与批判精神高扬的时代，青年的兴奋点是反思过去、思考未来，积极探索人生的意义。他们愿意为时代立言，愿意从形而上的角度去思考“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然而，以集体主义为基点的解释无法让他们得到满意的答案，但是当时涌入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萨特、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中，个人被不断地强调着，青年第一次意识到个人的存在，他们开始要求人格的平等与尊严，注重自我意识的觉醒，鼓吹人性解放和人的尊严。至此，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的步伐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沿海走向内地，改革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凸显；中西文化交流更为深入广泛，中国数千年来传承的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主旋律熏陶下形成的集体观念，改革开放之后涌入的西方民主自由潮流交织、碰撞激烈，对青年思想和内心造成巨大的冲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做人的标准已不仅仅只有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人的思想、兴趣和追求都开始多元化。对价值取向的迷乱又致使他们嘲笑社会的通行规则，表现出对社会规则的一种戏谑态度。这反映了当时青年价值取向的二元特征：一方面，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不再局限于由过去“单位社会”所决定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精神至上的价值取向，开始出现一元价值向多元价值、集体价值向个体价值、精神价值向物质价值的倾斜，呈现出空前的思想活跃；另一方面，人生的方向变得更加渺茫，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多元文化思潮带来的冲击，出现了价值判断上的模糊和价值评价上的多样化，呈现出异常的思想迷乱。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海”“赚钱”“当老板”“做生意”成为很多青年人生选择的一种主导趋向，高学历不再是追求美好未来的唯一选择。“读书热”退去，“脑体倒挂”出现并有加剧之势。青年大学生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有的甚至不惜退学而投身商海。“1988年上半年，上海35所高校退学人数达386名。中山大学有两名研究生在筛选考试中故意使两门不及格，以达到自我淘汰、早日降格结束学业的目的。”①“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等，就是这一时期价值取向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