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檀迦利》是印度诗人泰戈尔（1861～1941）影响最大的一本散文诗集，他因这本集子夺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文学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吉檀迦利》的孟加拉文本出版于1910年，在1912年旅居英国期间，泰戈尔将它与《渡船》及《奉献集》中的作品，译成英语在英国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再版多次，发行量惊人。瑞典文学院的获奖评语为：“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自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语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吉檀迦利》完全称得上是两种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晶。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它既有西方的宗教色彩，又有东方特别是印度的梵的意象呈现。“吉檀迦利”（GLTAJALI），在印度语中是“献歌”的意思，因此有人称它为一部“宗教颂神”诗集，但泰戈尔笔下的“神”不是上帝，不是真主，也不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或梵天或毗湿奴。他“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和那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们当中没有朋友的人作伴”；“潜藏在万物的心里，培育着种子发芽，蓓蕾绽红，花落结实”……诗人称呼他为“我的父”、“我的主”、“我的朋友”、“一个素不相识的平凡人”，希望用“劳作”、“奉献”、“爱”，“在净化的清凉中融化消失”，以实现与他的光明合一。可见泰戈尔的“神”乃是与万物、与宇宙化为一体的泛神，所以第87首如此写道：“我来到了永恒的边涯，在这里万物不灭……”“呵，我把空虚的生命浸到这海洋里吧。让我在宇宙的完整里，感觉一次那失去的温馨的接触吧。”这正是梵的意象化。泰戈尔有一篇《关于无限》的随笔，可作此诗集的说明：“我们存在的有限方面，在必需的世界中有它的位置。但我们存在的另一方面是朝向无限，寻找的不是财富，而是自由和喜悦。那里进行统治的不再是必需，我们的机能不是获取而是发展。要成为什么呢？成为与梵一体，因为无限的领域就是结合的领域。所以《奥义书》说：如果人理解了神，人就成为真实的。”

　　它既用西方的文学样式，又用东方特别是个人的艺术手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散文诗在西方文学史上正式被确立并蓬勃发展的时候，东方近代意义上的散文诗方才开始出现。作为印度文学的开拓者，泰戈尔对这一文学样式是有研究的，当他把孟加拉原文转译成英文，虽然失去了原诗的匀称格律和华美词藻，却保留了原诗的主旨，并增添了另一种朴实、清新的魅力。他自言：“我觉得，我的诗并未因为散文形式而有所失色。”“散文诗应该列入真正的诗歌之中。”印度文化求静寂、求合二为一的特征，体现在泰戈尔的创作中，便是在“无望的希望中”达到理想的境界，在“死与不死之中”寻求自我的归宿。这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小我与一切（30、34），等候与进入（17、35），痛苦与快乐（55、73），超脱与永恒（100、103）……等等，并在词语上作不和谐的连接，依靠张力与联想的作用，取得精神甚至音调的和谐，如：“你是天空，你也是窝巢。”（67），“你这分身已在我体内形成。”（71），“从泪眼中望见的人面。”（87），“我跳进形象海洋的深处，希望能得到那无形象的完美的珍珠。”（100）……等等。这些特征在孟加拉文原作中是固有的，然而在用另一种文字———英文进行表达时，能依然形神皆备，尤为难能可贵。

　　它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泰戈尔仔细研读过吠陀颂歌、《奥义书》及佛陀本人的言论，传承了古印度的神秘主义。他在自然中寻找神性，发现人格，不仅仅是人具有，世界万物皆有；而且，人的人格与世界万物的人格是相通的，二者的合一就是神。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这种神秘主义“不是那种把个人的人格抛弃以求取被纳入‘一切’———而这‘一切’又近乎‘虚无’———的神秘主义。……乃是具备了灵魂的一切才能、并力求将其修炼到最高境界、使之热情洋溢地去迎接活生生的万物之父”。与此同时，泰戈尔并不止于个人修炼，他敢于正视印度作为殖民地附属国的现实，大胆吸收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呼唤觉醒与独立（35、36），赞美劳动与自然（11、67），抒唱生命与爱情（61、66）……作品的现代性是很强的。“不是从个人爱恋感情，而是以永恒的爱恋感情看待世界，这就叫‘现代’。”泰戈尔的话，无疑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