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谈到人们的社会地位是通过他们的单位地位折射出来的。这里,我们想着重讨论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从而使个人在单位中获得不同的地位呢？

　　按照韦伯的观点,人们在社会上生活,要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一般有三个因素在其中起主要作用：一个是权力,主要是指人们在各种情况下能够有效地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一个是财产,即指一个人所拥有的物资资源；再一个是声望,则是指人们在社会上所得到承认的大小以及社会对其尊重程度的高低。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从总体上影响和制约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造成人们社会地位事实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们的单位地位反映人们的社会地位。按一般人的看法,大凡一个人要想在单位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总是要具备德和才这两个条件, 或者说主要是这两个因素在起作用。所谓德,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则是要求“跟党走,听党的话,做党的人”；另一则是要红,按以前的话说,是要祖宗三代没什么问题,“根红苗壮”即也。所谓才, 一方面是指人们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负责和工作的能力以及在这一方面和领域所作的贡献和成绩；另一方面则是指人的教育水平, 即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包括学历、经历在内的学识。

　　在中国的单位社会中,对德和才的要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在改革开放以前,无论干什么总是强调“德”。上大学要看家庭出身,出国要政审,入党提干更是离不开对个人历史的、一贯的“德”的考察。无“德”,比如“只专不红”,就是“白专”。有了这顶帽子,无论你在你所负责和工作的那个领域和方面怎样努力,都很难改变你在单位中的社会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对某些行业、领域和职业的人在“德”方面的要求就逐渐地淡化了,缩小到只要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就行。与之相适应,对“才”的要求逐步放到了比较重要的地位。那种以“德”为准绳晋级晋升的现象原则上已成为过去了。因人而异, 则是指对那些要当官的人,仍然是把“德”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至于那些具体从事业务工作的人, 对“德”的要求就显得宽松得多。

　　仔细地观察一下人们在单位中的生活和行为,那种仅凭所谓“德才”来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状况在事实上毕竟属于少数。真正在这里起作用的因素,除去德才以外,实际上不可缺少的还有人缘与关系。

　　首先说说人缘。我们说一个人在单位中的人缘好,主要是指他能够从容地处理与单位中其他人的关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进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有了好的人缘,那么对德和才的要求就会显得微不足道。在单位里,人们往往能够很容易地观察到这样的一些现象：在评职、评工资、晋级晋升的过程中,有争议的往往是那些咄咄逼人的有才华者,恰恰那些左右逢源的平庸之辈,却能毫不费力地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提职提干更是如此,当单位中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旗鼓相当、争执不下的时候,真正获得成功的却往往是那些不偏不倚、持中立态度的人,依附本党本派中的温和者或者是本党本派中最能合他党他派之意的“同志”。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好的人缘在改善人们在单位中社会地位的过程中,事实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学中有一种理论叫做戏剧分析,这是一种通过有意识地研究戏剧艺术行为模式而发展起来的社会角色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生是一个舞台,人们的行为只是作为演员在这个人生的大舞台上扮演某种角色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只是为了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创造自己所想要塑造的角色形象。为此,人们在其行为过程中总是试图把那些不利于塑造自己角色形象的行为和方面隐藏在后台,而尽量地把那些有利于自己角色形象生辉的行为和美好的方面放在了前台,呈现给与之互动的观众。所谓出色的表演,一定是那些纯熟地掌握印象控制的艺术,操纵角色和实现某种角色距离,圆滑地处理好“前台”和“后台”表演的关系, 进而能够成功地塑造自己光辉形象的演员, 也一定是那些观众为之倾倒、为之喝彩的演员。

　　在单位社会的这个舞台上,有好人缘的人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角色表演者,他能够根据各种不同观众的要求来表现自己的行为,根据不同观众进入和表演不同的角色,他们善于把自己丑恶的一面极力地掩饰起来,光辉的一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可能在家人面前表现为急躁,但在单位同事们看来,却是一位相当持重的同志；他可能实质上的性格是相当地自负、骄傲和狂妄,但是在单位中为人处世的过程中,却给大家留下了谦虚、谨慎和随和的良好印象。那些在单位中有好人缘的人,在他们的表演过程中,更顾及的是他们自己所表演的角色如何去赢得最大多数的观众,去获得更多观众的掌声,至于采取什么方式和手段则是无关紧要的了。

　　总之,好的人缘是指个人的行为能够较好地或者说有创造性地适应社会上通行的行为规范,或许这种行为规范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所不容,但是却被大多数人在事实上的行为过程中所认可。打个比方,党和政府总是要求单位的领导清正廉洁,但是在单位中真正要办成一件事,不请客送礼在很多情况下却又往往是行不通的。又比如,党和国家极力号召要坚持原则,大胆地与坏人坏事及不良倾向作斗争,并要求以此作为单位中行为的行为规范,而事实上,如果谁身体力行了,那么招来的肯定会是不少的白眼、非议、打击和报复。人们事实上能够接受的是不得罪人、做老好人的行为规范。前者自然只能作茧自缚,不得人心,或者带来孤立；适应后者行为规范的佼佼者,自然就会有了好的人缘,在改善自身在单位中的地位的过程中就可能处处春风得意,一帆风顺。

　　为什么人们能更多地容忍后者的行为规范而不能容忍前者的呢？从根本上讲,应该说和我们古老的文化传统有关,是炎黄子孙们作为中国人长期社会化的结果。通过这种文化的长期冶炼和熏陶,使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今天的行为过程中,总是会深深地感到一种骄傲与沉重、自豪与压迫的交织。

　　几千年前的孔夫子所推崇的社会行为规范是“中庸”。所谓“中庸”,又称“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用现代汉语的讲法就是,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称为“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常理, 称为“和”。达到中和的境地, 天地就正常运行,万物生长发育,国家就会太平。总之,中庸要求人们在行为及行为互动过程中立定“中道”，在好坏两个极端之间进行折中,做到不偏不倚,即不“过”,也不“不及”。在行为互动过程中实现中庸,就要求人们安于现状,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怨天、不尤人,推己及人,不去责求别人,也不做越位非分之事。孔夫子的这些思想,经过两千余年的沧桑和社会化过程,沉淀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扎根到了国人心目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人们在社会行为过程中的取向和规范。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一下单位中人缘好的人,就不难发现,他们中间不少都是“中庸”规范的身体力行者或者说是模范实践者。他们总是致力于观察别人的反应和态度,而后再对自己的行为方式作“折中”式的选择,即不“过”,也不“不及”。应该承认,在单位中有好人缘的人,是深受我们文化传统影响的“纯粹”的中国人,尽管他们有时会感到自己活得很累,总是处于一种人格的紧张而分裂的状态,总是为了更好地、战战兢兢地适应我们这个单位社会,进而不敢大胆地恨之所恨、爱之所爱、言之所言、想之所想、骂之所骂,但是,总的来看,他们毕竟还称得上在中国单位社会这个人生大舞台上各种社会角色的成功表演者。

　　总而言之,人缘是制约人们在单位社会中地位高低的重要因素,但是,真正要提高自己在单位中的地位, 特别是要提高自己在单位中的政治地位,担负更大的行政责任,那么仅仅只靠人缘就显得远远不够了,更多地还得靠关系,还得认识一个或几个“伯乐”和结交一些不同“圈子”里的关键人物才行,所谓“朝里有人好做官”,“左右逢源”,在一定程度上,要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某种意义上,关系实际上是指人们根据他人与自己的远近,按照以我为中心往外推以及推己及人的原则形成的或者说蓄意精心建造的一个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按照黄光国的看法，关系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情感型、工具型和混合型。所谓情感型的关系,是指关系主要建立在亲密无间的感情基础上,这种关系可以是血缘的,如父母兄妹及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也可以是非血缘的,如患难与共的同事,出生入死的战友及江湖中的侠义朋友等。所谓工具型的关系,是彼此间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相互间较持久地维持的一种理性的、具有强烈交换性质的社会联系。所谓混合型关系,顾名思义、则表现为上述两种类型关系的兼而有之, 用黄光国的话来说,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的范畴”。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取向强烈的社会。大家最熟悉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精彩描述。比如《红楼梦》中的贾雨村,接任应天知府伊始,便遇到薛蟠的杀人命案。贾某本不愿循私枉法,但是官司涉及的是本地四个大族名宦之家（即贾、史、王、薛）的薛家,且又听了其门子的一席话后,便不敢为民做主、替天行道了。门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贾、史、王、薛家）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今告打死人之薛,也不单靠这之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小的闻得老爷补升此任系贾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贾府之亲,老爷何不顺水行舟,做个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王二公。……”最后的结果是贾某“胡乱判断了此案”,并“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告以“令甥之事已完,不必多虑”（《红楼梦·第四回》）。为了不得罪关系,或者说是为了拉关系,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徇情枉法。于是,一个人命关天的大事也就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一部《红楼梦》,把这个关系至上的传统中国社会刻画得入木三分, 淋漓尽致。

　　传统是现代的影子。如果人们仔细地观察现代中国单位中的社会生活,就不难发现,关系在人际互动、在调整自己与他人行为过程中以及在作用和影响社会地位的差异上,同样或者说依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一个级别高、各种社会、经济资源以及机会较多的新单位成立了,首先能够进来的，大多数是一些有各种关系的人；下去搞社会调查和研究,通过关系和地方上的接待单位打个招呼,那么你就会受到热情的接待,你所从事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就能顺利地进行下去,否则,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困难；在单位中的提职、提干和在政治上担负更大的责任,没有具体“情感型关系”的伯乐的赏识和推荐大致是无望的。如果苍天无眼, 使之在仕途上缺乏这种类型的伯乐,则可通过“拉”的方式来建立起一种“工具型”的关系,比如编个丛书, 出版著作,“拉”个伯乐当主编,尽管他可能对专业一窍不通，对稿件一字不写不看；办个公司、协会或学会,“拉”个伯乐当主席或董事长,尽管他实际上一事不闻不问不干。拉者虔诚、被拉者高兴和满意,于是,“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于是,在拉关系的过程中,伯乐就会逐渐相中千里马,这样一来,入仕就有望了,办事也就方便了。就是出门坐火车买卧铺票,在运输紧张的季节和线路上, 没有关系的条子也是断然行不通的。

　　费孝通在分析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时,断定它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们在这个乡土社会里,从熟悉中得到了信任。中国单位社会中的关系,直接的,是为了在相互间社会互动过程中建立起一种由熟悉到信任的基础；间接的,则是通过熟悉和信任的第三者对请托者产生的亲切和信任的情感,进而实现行为的目标。恰恰在这个意义上,看重关系取向的中国单位社会,其行为的方式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实际上仍然趋向于回复到那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乡土社会。

　　如果我们用帕森斯的模式变量（pattern variables）来分析中国单位社会中的关系,就会发现, 这种关系是情感性的（affectivity）,人们总是凭着自己对他人的印象好恶来确定与之行为互动过程的亲疏和距离；关系同时是以自我取向为中心的（self-orientation），人们总是通过以我为中心向外推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来判定与他人进行行为互动的亲疏,进而确定与之行为互动的距离；关系也是特殊性的（particularism），因为互动双方一旦建立起了熟悉、亲热和信任的关系,原则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有了关系,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了。原则只是对那些没有关系的其他人才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威；关系还是先赋性的（ascription）,因为在这种社会互动的情景中,人们首先或者说主要注意的是与之是否有关系,而并不是诸如工作能力、学术水平等因素；最后,关系是弥散性的（diffuseness）,因为一旦人们相互间有了“关系”,那么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工作或公事（rein sachbezogen），而且还包括生活、学习、家庭等各方面（Parsons,Shils，1951）。

　　人缘和关系对于人们在单位中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对于人们在中国单位社会中的生活,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个在单位中既没有人缘又没有关系的人,注定会生活在中国单位社会的最底层,升迁无望,有的甚至离水深火热不远。按理,一个发展了的现代社会更注重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并据此来决定人们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或许,改变一下中国单位社会中以人缘和关系为主要行为取向的状况,可能会引发中国社会与文化深层结构的变迁与发展。

　　但愿如此。

　　——摘自《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

　　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社科学术文库）

　　作　　者：李汉林

　　责任编辑：孙萍

　　出版时间：2014年01月 (1版1次)

　　I S B N ：9787516135860

　　所属丛书：社科学术文库

　　内容简介：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主要表现为单位社会。在单位社会里，人们相互熟悉，彼此了解，在日常的生活中朝夕相处、相互影响和依赖。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里，单位社会的生活成为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常态，人们社会行为的常态。以往的单位研究，着力强调单位作为重要的组织形态所发挥的作用。本书作者通过多年的思索和实证研究，提出了单位作为一种制度和结构的思路。作者从宏观上探讨了中国单位社会中的社会控制机制；从中观上分析了中国单位组织中的权力、资源以及依赖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与社会后果；从微观上侧重研究中国单位人的行为取向和行为特征。总之，单位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工作场所”，更多地，她代表了人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依赖与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