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爸爸对朋友宋铁铮先生讲述了他人生的故事，记在三十多盘录音带上。当时并不是为了出版，只是想让我们后代了解一点他的经历，过后就把这事放在一边了。2002年我妈妈张允和去世，我女儿周和庆从国外回来发现了这些带子，把它打成文字稿，但也没有想到要出版。后来赵诚先生为写爸爸的传记，看见了这个稿子，认为很值得出版。于是，在爸爸讲述十七年以后，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这份口述将成为他的一本新书。可以让他的亲属和朋友更好地了解我爸爸的一生。

　　爸爸晚年生活中我陪伴他的时间较多，在不知不觉中我和爸爸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我妈妈说我们是“多年父子表兄弟”，我们平等地讨论各种事情，这让我这个从事自然科学的工作者也了解了许多爸爸的思想。

　　在我年幼的时候，爸爸给我的印象是很严肃的，他的严肃是因为他喜爱思考。我小时候，他常常牵着我的手走路，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捏紧了我的手，若有所思。这让我很吃惊，我问，“爸爸，是不是走错路了？”他会惊醒过来，对我笑笑，也不说话，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他虽然总是很严肃，我却一点也不害怕他，这大概与他从来只说理不打骂我有关。当他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谈笑风生，十分幽默。和我们平时在家时不大一样。我就很喜欢在一旁倾听爸爸和朋友的谈话，总是有新鲜感和收获。不过爸爸也有痛苦的时候，只是很少外露。抗日战争时我的妹妹小和在重庆因为阑尾炎，没有及时得到急需药品而去世时，他十分痛苦，亲近了基督教，因为朋友劝他说读读《圣经》可以平复内心的伤痛。这样，心情果然平静了些，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基督教徒。

　　爸爸很重视传统文化，总说他是“厚今不薄古”，在家庭中他对我奶奶很孝顺，可是他说他不要我孝顺，要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要博爱。他说有了博爱之心，你对谁都会做得很好。如果他做父亲的不对，可以不“顺”。他说我也不会留给你什么遗产，我只留一点知识，希望你以后自学更多的知识，知识是最好的财富。他一生很少浪费时间，总是坐在那里看书或写字。但他很爱玩，也很会玩，可是只玩最高级的。比如他在国外总是到最好的剧院，听最好的西洋音乐，欣赏最美的油画，到最好的博物馆，经常翻阅最权威的百科全书。我爱旅游的兴趣就是他鼓动的。他从不收集名人字画和古董——即使他有这样的机会；他从不做赚大钱的考虑，虽然他有很踏实的经济学知识，而且曾经也是非常出色的银行管理人员。好多人问我，你爸爸是银行经理，为什么那么穷？那时我也很纳闷，不知该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