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飞鸿——上海图书馆藏尺牍文献精品展”日前在上海图书馆展出,展览共展出明清至当代106位名家和1个社团的尺牍原件117件，同时陈列尺牍文献14件，其中有宋拓珍本名帖、宋刻善本等珍稀文献，吸引了无数海内外观众。 

　　浩如烟海的馆藏 

　　尺牍是书信的代名词，长期以来是人际交往的主要文本形式，承载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种情景，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性与文学性。 

　　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以来，一直十分重视尺牍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收藏尺牍文献数量众多，仅明清至当代尺牍原件就达13万余通，而馆藏刻帖、古籍等文献中保存的尺牍更是浩如烟海。历年来，上图几代馆员殚精竭虑，默默耕耘，推出了一大批尺牍文献整理成果，先后出版了《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颜氏家藏尺牍》等，还推出了《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等研究专著，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次展览是上图研究人员以文献学的视野研究馆藏尺牍，试图从尺牍原件和尺牍印（拓）本两个方面揭示其文献特点与价值，开展专题文献整理研究与宣传的又一成果。 

　　《凤墅帖》的岳飞墨迹 

　　刻帖就是将法书名迹双钩摹刻在石板或木板上，是记录传播书法艺术的重要途径。今天能在博物馆、图书馆看到的尺牍中，晋唐尺牍由于年代久远，其原件几乎佚亡殆尽，只能从宋代以后的刻帖中窥见其大概；宋元尺牍除少量传世珍贵墨迹原件外，其余大多亦留存于刻帖中；而若是把明清刻帖中留存的尺牍全部收集起来的话，更可用“多如繁星”来形容。客观地讲，历代尺牍留存最广的载体应该是刻帖，可谓名副其实的尺牍渊薮。南宋曾宏父辑刻《凤墅帖》是此番展出的亮点之一，《凤墅帖》系宋嘉熙、淳祐间（公元1237年至1252年）备选宋室南渡前群贤墨迹，多为信札诗翰。其中存岳飞书简三通，《凤墅帖》中所收“岳飞手迹”，已成为而今鉴别岳飞墨迹的依据。有一通上书：“平虏亭记甚佳，可勒诸石，但过情之誉为多，岂疏拙所宜当，悚仄悚仄。飞再行。”对此，前辈学者徐森玉曾在《〈郁孤台帖〉和〈凤墅帖〉》一文中指出：“《凤墅帖》中岳飞的笔迹是地道的苏东坡体。”此番让参观者眼见为实。 

　　珍闻秘史的原始记录 

　　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从明清至当代名人手札十数万通，大多出自近代文人之手，几代递藏，流传有序；有的上款均为一人，而书者范围广泛，涵盖各界著名人士，且数量庞大，内容集中，如“汪康年友朋手札”、“柳亚子亲友手札”等，故历来受到人们重视。 

　　此次展出的清初曲阜颜氏所藏《颜氏家藏尺牍》保存了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禛、孙承泽、孔尚任、梁清标等众多清初名人的手札原迹，是国家一级文物。 

　　2013年由晚清名臣张佩纶后人张恭庆、张怡、张恭慈无偿捐赠上海图书馆的丰润张氏家藏尺牍包括了张佩纶、李鸿章、于式枚、李鸿藻、张之洞、陈宝琛、王懿荣、黄国瑾等数十人来往信札，揭示了大量晚清政坛内幕，如“清流”、“浊流”等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北洋海军的筹建、壬午事变与琉球问题的处理等，是研究近代历史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保存极为完整的张佩纶、李鸿章往来书札。全部往来信件始于光绪初年，直至庚子国变后议和期间，皆按时序交错排列装册，相关时政的讨论过程一目了然，这在所有传世尺牍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展览中还有三封信，是袁世凯在不同时期写给他的“冤家”同僚盛宣怀的。随着袁世凯地位上升，先后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老伯、大哥、仁兄，自称则从“愚侄”升级成“如弟”。这就是档案实录的“官场现形记”。 

　　文人手札的时代印痕 

　　文人学者的信函墨迹，虽然可能篇幅不长，甚至仅片言只语，但书法底蕴普遍深厚，涉及真、草、篆、隶，可谓诸体俱备；其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无所不包，内容也往往具有文献价值。欣赏这些书札，字里行间透着学者的修养才情，片言只语洋溢着文人的精神风尚。就是使用笺纸，也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痕迹。本次展览集中了大量近代名人书信，封封都很珍贵。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被学界誉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陈望道先生写作此书抱有宏大志愿，故发奋苦读，专研数年，奢望甚深，他于1924年6月在写给柳亚子的一封信中，向朋友倾吐了他的激情，字里行间，作者的历史使命感和甘为创建新文化献身的精神清晰可见，而这种赤忱坦率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大概是难得一见的，这也正是私人手札的魅力所在。 

　　一封《十老营救被捕学生函稿》，则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关注。1947年6月，为营救上海各校被捕学生，由陈敬第（叔通）、张元济出面，起草了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上海警察局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的函稿。难能可贵的是，上图收藏的这份函稿保留了从草稿开始，历经第一稿、第二稿直至最后定稿等全部过程。 

　　徐悲鸿与陈从周的几封手札也尽显其画家本色。一封信中直率地表示了他不赞成陈从周从事徐志摩年谱一书的写作，勾起人们对往事的无限遐想。1949年之后，张大千因故滞留境外，他的回归也一直成为徐悲鸿的心事，并为之多方努力，设想周详。在致陈从周的信中他多次谈及此事，对张大千回归大陆的殷殷期盼之情也显露无遗：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张大千最终未能归国，但从这片言只语中，让人感受到徐悲鸿昔日所赞“五百年来一大千”之真情。 

　　此外，还有周作人1950年写给康嗣群的一封信。曾经用过多个笔名的周作人在该信中谈到了他的笔名由来，该信记录了一段有趣的文坛掌故和印坛轶事。 

　　尺牍价值逆市走高 

　　近30年来，电子邮件与手机短信的流行，使书信雁逝鱼沉，改变了人际互动的方式。因此，不仅尺牍的社会价值更加受到了人们的怀念和珍视，经济价值也水涨船高。前不久在中国嘉德秋拍中，一纸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信函以655.5万元的价格成交，几乎是原估价的3倍，从一个侧面也见证了在这两年艺术行情调整中名人手札尺牍逆市走高的事实。与收藏名家书画作品相比，手札尺牍虽是小件，但却以其独特历史文献与书法价值，受到不少具有一定文化品位的藏家青睐。随着手札的水涨船高，不少拍卖专场索性以“名人手札或手迹专场”来呈现，如今年西泠印社秋拍便推出“中国近现代名人手迹专场”。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向记者介绍说：1961年春节，上海图书馆就曾举办过“清代学者书简展览”，陈列了120位清代学者的书简180余通，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隔半个世纪，上图再次以尺牍文献为主题举办展览，不仅是为了展示馆藏精品，帮助社会大众了解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希望能在这个电子通讯手段占据主流的时代回顾一纸飞鸿中承载的喜怒哀乐，启发我们去更深入地思考。 

　　尺牍的由来 

　　“尺牍”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牍”就是书写用的木片，造纸术发明以前，古人常用长一尺的木牍写信，“尺牍”因此成为书信的代名词。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先秦两汉时期尺牍大多依靠史籍载录才得以传世。随着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尺牍的独立文体地位逐渐确立，在各类别集与总集中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为了更集中地领略作者的人格面貌，从北宋时期开始，出现了收录个人尺牍的专集，同时兴起的刻帖中也保存了大量前贤尺牍名迹。到了明代中后期，尺牍的创作和出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集合众家精华、兼顾文学性和实用性的尺牍选本纷纷面世；而对刻帖中前代尺牍书迹的欣赏、临写不仅引领了这一时期的书法风尚，也深刻影响了尺牍的写作。有清一代，尺牍的发展则呈现出众流并进的复杂面貌，无论学者论学、文人抒怀、寒士干谒……都可谓各擅胜场。而存世的明清尺牍原件更是有着刻帖、书籍中的翻本所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民国以后，白话书信逐渐取代了文言尺牍的主流地位，书信这一古老的人际交流方式变得愈发丰富多元，成为时代剧变的生动见证。

（原标题：一纸飞鸿印痕历史   上图展出馆藏明清至当代106位名家尺牍原件117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