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开拓者和奠基人叶圣陶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艺报》原副主编吴泰昌写的《我了解的叶圣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从他与晚年叶圣陶近距离交往的独特角度，用朴实、纪实的文字，从不同方面，真实地勾勒叶老的人生轨迹和人品文品。

　　前不久，我们北大同学相聚，在西城一位同学家里，约定中午十一时。大家陆续汇齐，已近下午一时了，不是交通堵塞，而是他的居处周围新楼耸立，原来熟悉的小道也拓宽了，明明知道那小院在那里，偏偏就是难以走近它。大家在刺骨的寒风中，深切地感到北京城市的快速变化。但也有些城市角落变化的足迹极小，还是我半个世纪前来京时的印象，就像东四一带那十几条胡同里一座座幽深的四合院。

　　东四八条，是我跑得较勤留下记忆较多的一条胡同。1975年秋天，《人民文学》杂志复刊，我从河北调回北京，就是先到这家刊物工作，编辑部就在八条一幢小楼里。楼的对面，是一座大宅院。这座四合大院是东城区旧居保护单位，可想它的年头，和它主人的名声。这些我从未探询过，至今也不明晰。我只知道1958年叶圣陶先生就住在这里。当时我们北大中文系1955级同学正在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我参加近现代部分的写作，曾冒昧地写信向叶老请教。叶老很快回了我一封信，约定了时间在东四八条71号接见我。后来因叶老临时有事取消了这次接见，但八条71号我却牢牢地记住了。当我第一天到《人民文学》杂志社上班时，自行车刚放下，转身就见到了门牌上的“71”，我暗自欣喜。二十年后，我准会有机会见到他——我崇敬的叶老，准会有机会听取他的指教。

　　建国后，叶老长期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我有几位师弟在他手下做编辑工作，多次提醒我叶老对编辑出版工作要求极为严格，他的工作作风是一贯的严谨、认真。我带着这点心理准备登门去向叶老求稿了。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迫停刊了。《人民文学》是最早复刊的，中国作协当时尚未恢复，刊物归出版局管辖。编辑人员多半是《人民文学》原班底的，我是原《文艺报》的，又外调了一些人员。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人民文学》的复刊，给文艺界带来一些希望。刊物领导动员我们积极组织一些可以亮相的名人的稿件。副主编严文井一再催促我，赶快去向叶老求援。

　　我勇敢地敲开了大门，径直走向后院。我知道叶老有早起的习惯。最初我多选择清晨上班前去，经常见到的是，叶老戴耳机在听广播，至善在伏案工作。叶老几乎每次都满足我们的请求。我常常带着庭院里的那棵时而茂盛、时而光秃的海棠树的印记兴冲冲地跑回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