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好的戏剧作品一定与时代发展、人生追求有着密切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话剧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现象。剧作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大批具有深厚的文学底蕴、丰富的内容、鲜明的人物，且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戏剧作品。

　　深入开掘生活，展现思想的光辉

　　戏剧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是社会价值观的体现，是引导人们精神生活的灯火，是启迪人们行为准则的警钟，是助推人们追求梦想的动力。好的话剧作品，不仅有丰富的生活基础，有艺术美的创造，更需要展现出思想的穿透力，以艺术的方式为社会、为人生提供艺术的镜鉴。这就要求剧作家要有观察生活的敏锐眼光，有思考生活的深刻洞察力，有丰厚的文化积累和创造美的艺术造诣。在这方面，《去往何处》（唐栋、蒲逊编剧）无疑是一个佼佼者。作者在纷纭复杂的生活中，通过冷静观察，深度思考，热情书写，在普通生活中写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开掘出深刻的思想。作品借助中医世家“一真堂”的兴衰过程，揭露了由于道德的失衡、价值观的混乱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深挖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存在原因。这里既有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也有为追逐金钱而引发的药材变质问题，还有以“发展”事业的名义“毁坏”事业的问题。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每个当事人都“不自知”，而是一味地指责别人、批判别人。鲁迅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罪恶”中拷问出“洁白”来，那么，《去往何处》正好相反，它是从“洁白”中拷问出“罪恶”来，让我们警醒，更让我们反思，进而提示我们：在雾霾围绕着的现实世界中，也许每个人都应该停一停盲目而匆忙的脚步，扪心自问：我该去往何处？同样，《老大》（喻荣军编剧）和《大湿地》（杨利民编剧）也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示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和人类生存之间的种种矛盾。

　　开掘红色题材，塑造鲜活人物

　　红色题材戏剧，是主流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观，具有时代特色和艺术审美价值，是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戏剧。但是，要写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得不好便成了没有艺术性的宣传品。在这方面，《董必武》《共产党宣言》《从湘江到遵义》《在路上》等作品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创作者充满激情，站在今天时代的立场上去俯瞰历史，以当代视角开掘出历史题材和红色题材的新意，赋予历史题材与红色题材以鲜活的生命力，打通这一题材与今天观众的审美通道，让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与历史人物产生共鸣，以艺术的魅力感染观众，启发他们的思考。

　　见事不见人是这类题材话剧创作的瓶颈。而《董必武》（赵瑞泰编剧）则突破了这一瓶颈，精心塑造出董必武“这一个”鲜明、动人的艺术形象。该剧没有写董老一生的编年史，而是选取董必武1947年在上海周公馆时期与国民党反动派一段斗智斗勇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充分展示了董老的大智若愚、胆识过人的斗争智慧。《共产党宣言》（唐栋、蒲逊编剧）没有讲革命的大道理，而是以共产党员林雨菲“一切为了孩子”的奋斗精神和百折不挠的行动，塑造了一个动人的“母亲”形象，由此诠释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深刻道理。《从湘江到遵义》（王宏、李宝群、肖力编剧）以中国共产党人年轻一代领导者襟怀坦白的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的勇者形象，敢于直面历史，解剖自己，从失败中总结教训，显示了红军在革命斗争中必胜的信心。《古田会议》（李宝群编剧）塑造了中国革命年轻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的崭新艺术形象，也看到了中国革命如何在艰难曲折、重重矛盾与复杂的思想斗争中逐步取得成功、走向胜利的奋进历程。《在路上》（章晓宇编剧）把长征作为人物成长的典型环境，塑造了龙华英和李忠明的典型形象，通过他们在血与火的搏击中经受肉体的磨难和精神的考验，写出人物的思想转变、信仰坚守、理想追求，从而显现出红军长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