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图书 >> 本网原创
出版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20年05月25日 10:52 来源:《中国出版》2020年第8期 作者:周蔚华 杨石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对于坚持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出版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文化自信的拱心石,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出版。

  对出版功能的再认识

  出版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具有文化和商品的双重属性,其中文化属性是其本质属性。出版是一种涉及多个领域的社会化实践活动,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因此,应该从大功能观的视角去全面系统地对出版功能进行再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文化的新要求,促使人们对出版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出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出版从业者和研究者理应对出版功能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充分的认识,更好地在思想和行动上服务于国家发展这一新的总体战略和布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出版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我国而言,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指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国家和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决定》对文化制度建设做出了系统阐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为此,《决定》提出了建立健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一系列制度措施。这五个方面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出版发挥其功能的重要途径和方向。

  “传播真理、塑造信仰”:出版的核心政治传播功能

  出版作为政治活动,其核心功能是政治传播。这一功能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以及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信仰塑造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逐步确立的同时,也逐步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出版有助于党和国家实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并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贯彻落实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成为处于指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出版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引领

  “传播观念、价值认同”和“传承历史、创造转化”这两项出版功能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引领有着直接影响。一方面,出版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之中有着天然的传播优势,尤其是主题出版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弘扬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出版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既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保障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能够一直传承不断,而对国外先进文化内容的出版则为中国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

  “传播知识、教化育人”功能保障人民文化权益

  出版的“传播知识、教化育人”功能在整体媒介生态系统中的效果最明显,教育出版一直在履行着教化育人的职能;作为大众媒介的出版,虽然在某些出版形式(图书)上有着较长的出版周期,但这并不影响其“传递信息、服务大众”功能的发挥。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素质与其教育水平密切相关。而教育水平又与其所出版的各种教育读物的质量相关,因此教育出版直接与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素质相关联。基于这种关系,教育部对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进行相应标准的制定,出版管理部门对出版质量进行监督,都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出版传播知识、教化育人的功能。此外,大众读物尤其是科普类的大众科学出版物的出版有助于培养国民的科学精神。

  前沿知识传播功能为创新型国家奠定基础

  学术出版的“呈现前沿、促进创新”功能对于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学术出版传播的是具有探索性、科学性、前沿性的知识内容,这些内容或许有部分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性,但这种争议对于客观知识的增长而言同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出版所承载的这些前沿知识都将推动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并为创新型国家的形成奠定扎实的知识基础。随着数字出版技术的更新迭代,开放获取的出版方式在相对小众的学术出版中得到了较好地运用,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通过技术手段能够在学术共同体之中得到及时的评议与快速发布,使得知识创新的更新速度得到了极大提高。

  出版产业变革进步功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出版的合力与推动社会发展功能不仅体现在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凝聚方面,同样也体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面。在中国乃至全球,出版业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庞大市场份额的产业,广义的出版业也成了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出版产业在得到进一步发展时,它将对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带来新的变革,它还将推动我国的智能化与文化化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从而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出版重塑社会规范功能推动特色话语体系建构

  出版的“规范话语、形成标准”功能对内可有效推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形成,而“连接中外、交流文化”的功能对外可推动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和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出版在重塑社会规范方面的作用历来被研究者所忽视,但它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却愈发显示其重要性。出版的这种规范话语和标准形成功能为身处其中的人们提供文化凝聚的纽带,进而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以及特色话语体系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出版娱乐功能担当社会治理“减压阀”

  出版为人民群众提供的娱乐形式主要是故事化的文字内容,从而调节人们的精神生活,缓解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对社会治理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出版业务的拓展,音像电子出版物以及游戏出版等形式的出现都对出版的娱乐功能进行了强化,也为丰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出版的这种娱乐功能在国家治理中主要起到能够满足多元化的受众需求和缓解社会情绪等作用。另外,当人们在现实社会中遭受挫折时,小说或网络游戏等出版物中的相应情节内容或解决方案能够为其提供情感共振和结果参考以及情绪宣泄口,从而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功不可没。

  可以看出,出版功能的发挥从不同角度践行着《决定》对文化的要求,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出版工作

  虽然出版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仍需注意到出版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中仍有很大的施展空间,在制度建设以及具体的执行层面还存在着一些短板。因此需要从制度建设、制度执行以及加强对出版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加以完善,进一步强化出版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作用。

  继续健全和完善出版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管理体制在不断地改革与调整,以适应人民群众和国家文化建设的需求。目前我国的出版管理体制改革正处于深化发展阶段,亟需制度革新并结合媒体融合的新趋势不断进行修订、完善。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出版的概念得到了极大地拓展,相应的出版业务也得到了延伸。而既有的出版管理体制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新的出版业务,所以在制度建设层面需要制定出新的法规政策将这些新的出版现象和出版行为纳入管理范围,从而为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在出版工作中,如何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和怎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文化建设以及如何完善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都还有待相应的具体出版管理制度来进行介入,从而提高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加快对各项出版管理制度的执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完善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推进奠定了相应的制度基础,然而在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与提升方面还需要将制度落实到具体的文化事务之中。在实践中,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建设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加强的内容,在制度的执行方面我国仍然有待继续提高并落实到实处,尤其是在基层社区和乡村地区出版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出版物产品的需求、优质内容供给不足或供求错位的情况还较为普遍的现实情况下,需要在制度制定和执行层面都加以改进和完善。

  加强出版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出版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一个重要维度。出版公共服务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具有公益性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出版公共服务在执行层面会受各地方政府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实际的文化支出预算以及地方受众的文化需求等因素的影响。

  针对以上情况,在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制度执行方面,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展开优化。一是各地方政府应鼓励出版企业以及其他民营文化资本积极参与出版公共服务活动,共同推动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保障。二是保障城乡之间文化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这需要加大公共财政对基层社区和乡村地区的资金投入,从而保障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文化福利。三是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反映自身的文化需求,从而推动出版公共服务乃至整个文化公共服务的对口供给,从而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无缝对接,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

  加强出版的基础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

  虽然出版学已经是一门专业化的学科,但长期以来关于出版的基础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当下我国出版学的基础研究薄弱问题反映出了学界对出版的认识水平和出版学的知识体系还不够完备。而缺乏较大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又影响到了学术共同体对自身学科的认同度。因此出版学术共同体应围绕出版的本质、功能以及影响等基础性课题展开系统化的研究,从而为出版学的学科发展奠定扎实的学术基础。应该强化出版学的学科地位,探索出一套符合出版业发展规律的出版专业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独特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出版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对出版人才进行培养时,需要强化产学研一体化的培养方式,促使所培养的专业人才能够同时具备较高的实践技能和科学研究技能,用以适应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需求。在推动出版学的一级学科建设时,可借鉴其他学科的发展规划和相应经验来推动自身的发展。将出版学进行学科建制化为一级学科,将有助于聚拢分散的学术共同体,集中科研力量对出版的相关基础课题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出版人才的培养质量,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注入新鲜的血液。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出版》2020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蔡毅强/摘)

作者简介

姓名:周蔚华 杨石华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汪书丞)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